​路在脚下

□陆远

两周前开始发售的游戏《黑神话：悟空》引发的网络旋风，至今没有消退。从技术手段上说，作为第一款国产3A游戏作品，《黑神话》在国产游戏发展史上自当有其独特的历史地位。而从文化内核上看，悟空形象在网络游戏领域的开发、拓展和大获全胜，只是《西游记》和孙悟空文化演变史上激起的无数浪花中的一朵。文化学者白惠元的著作《英雄变格：孙悟空与现代中国的自我超越》为我们在更广阔的历史视野下理解这背后丰富的文化内涵提供了既有趣味又有深度的参考。

毫无疑问，孙悟空是当代中国的最大IP之一，尤其对白惠元这样改革开放以后出生的一代中国人而言，遭遇孙悟空是成长经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新西游记。然而面对“谁是孙悟空”这个简单的问题，答案却未必如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孙悟空从数百年前的古典名著中走来，一步步地闯入现代，其文字和视觉形象的传播遍及戏曲、小说、绘画、影视、动画、游戏等领域，不断演绎又不断变形，最终实现了文学人物的经典化。一方面，孙悟空早已成为国民文化心理的有机组成部分，他的每一次再现都能够有效地激起中国民众的英雄主义激情，最大程度地激发中国（乃至东亚）民众的文化认同——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似乎还没有第二个虚构的形象可以做到这一点；另一方面，正因为孙悟空如此深入人心，我们也就必须明白，在这个形象内部，从来就包含着不同话语的冲突与交锋，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群体，对孙悟空的理解往往大相径庭。《英雄变格》以时间为线索，为我们撷取了晚清以来孙悟空形象演变的几个代表性片段加以阐述，借此反观20世纪这个激变时代的诸多文化大命题。

《西游记》虽属通俗作品，在20世纪初却受到一批最重要的学者的瞩目，鲁迅认为孙悟空的原型是中国古代神话里貌似猿猴的水怪“无支祁”，胡适则提出孙悟空具有异域血统，其原型或许是印度神猴哈奴曼，这样的论争实际上折射出“五四”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本位焦虑。

在大众文化领域，从晚清到抗战，对《西游记》的续写则成为“现代滑稽小说”重要的生产方式。1909年陈景韩发表的《新西游记》里，唐僧师徒一个云头降落上海，见识了现代都市的种种奇观：巡捕房、鸦片馆、新学堂、自来水、煤气灯等，甚至讨论起“电”究竟为何物。1922年包天笑发表的《新西游记》中，悟空八戒则误打误撞闯进上海美术馆，险将正在工作的人体模特当作盘丝洞里的妖精，以一种滑稽诙谐的方式表现了中国现代美术先驱们遭遇的尴尬局面。抗战爆发后，孙悟空被重新召回通俗文学舞台，寄托了中国人对民族英雄的想象和期盼：张恨水的《我是孙悟空》，开宗明义就表示自己如果有“十万八千根毫毛，一半变飞机，一半变大炮，将日本鬼子打得粉碎”；耿小的《云山雾沼》则描绘孙悟空兄弟三人化身学生，代表中国参加奥运田径比赛，孙悟空参加跳高跳远，猪八戒主攻投掷，沙僧则角逐百米飞人，结果“不但打破所有世界第一的纪录，并且还要成为永远保持者”，引起举世震惊，好莱坞最大的影片公司也投来橄榄枝。这些小说虽然滑稽荒诞，却通过重建孙悟空的英雄形象，在波诡云谲，外侮日亟的20世纪上半叶，尝试询唤出现代国家意识。

戏曲是20世纪孙悟空形象再生产的另一个重要舞台。乾隆时期产生了表现西游故事的大型连台本戏《昇平宝筏》，重点宣扬如来佛降服孙猴，“镇压逆贼”的丰功伟绩。袁世凯倒行逆施，模仿《昇平宝筏》创制了京剧《新安天会》，演绎出孙悟空化身“八字胡，两角上卷”的“仙府逸人”扰乱社会的情节，遭到举国抵制，成为戏曲史上最短命的新编戏之一。而到了五六十年代出现的京剧《大闹天宫》和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也在很大程度上启发和影响了80年代后《西游记》影视作品的创作。

86版《西游记》呈现为80年代中国文化地形图的一处奇景，反映了快步进入电视时代的中国观众媒介接收方式的巨大转变。90年代中期，从何勇的《漂亮姑娘》和周星驰的《大话西游》开始，孙悟空盖世英雄的形象常常被解构为山贼草寇、暗黑怪兽或市井无赖，显示一个时代五彩斑斓的多元价值观。近些年，孙悟空作为重要的文化符号，又在跨国文化传播中日益发挥重要作用，BBC制作的北京奥运会宣传片就是以孙悟空破石而出为始，在鸟巢体育馆中举起火炬作结，将其表述为“中国崛起”的象征。而今天《黑神话：悟空》的风靡则再一次说明，中国传统文化想要走向未来，“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