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翎因其小说《余震》而为读者所熟知。2010年，这部被导演冯小刚以《唐山大地震》之名搬上大银幕的文学作品，将旅居加拿大的著名华人作家张翎带入了大众读者的视野。

　　关注人类个体，尤其女性在灾难后的生命重建，始终是张翎作品的核心。由作家出版社最新推出的长篇小说《归海》，是张翎“战争的孩子三部曲”之一，作家将笔触伸向经历战灾难的女性。

　　战争、女性、记忆、生命重建，这些关键词的碰撞，构成了《归海》的叙事。近日，张翎携新书来宁分享创作体悟，她说，希望“战争灾难带给人类的持续的创伤”能够得到正视和疗治。

　　现代快报+记者 白雁/文 牛华新/摄

　　听力康复师与战争题材文学的纠缠

　　张翎的写作经历，迥异于大多数作家。

　　恢复高考后，张翎从故乡温州考入复旦大学外文系。毕业后去了加拿大、美国，于1994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安定下来。年轻的张翎有着强烈的作家梦，但她的职业与她热爱的文学没有太大关系。她是一家医院的听力康复师，那是她维持生计的本职工作。一开始，张翎甚至对工作充满了憎恨，“我很憎恨这一份工作，它吃掉我八个小时。一个人一天中能有几个八小时？”

　　随着时光的推移，张翎的想法有了改变。听力康复不仅是赖以糊口的职业，而且为她打开了一扇巨大的窗户。诊所接待的患者，除了普通的听力不太好的老人，还会有从不同战场退役的军人，“一战的，二战的，朝鲜战场的，越南战场，中东战场，维和部队的。还有一大批是从世界各地涌过来的战争难民。”

　　病人带着不同的气息来到张翎的诊所，他们经历的灾难和战争虽然已是沉默的过去，但战争和灾难在他们身上留下的从身体到精神的创伤，却清晰可见，而且几乎终身维持。兼有文学敏感性与医学专业性的张翎察觉到，“灾难本身是个事件，它有始也有终，但战争留下来明显或者不那么明显的创伤，经常是无法用时间来鉴定的。它是一个潜流，在人的一生中也许会走很远，像油烟一样粘在身上，清洗不掉。甚至可能在这个人的生命消逝之后，这一种遗留的创伤，在不经意间会影响到他的子女。”

　　长篇小说《劳燕》的诞生，正是基于这样的察觉。

　　张翎将小说的背景置于抗日战争背景之下，故事的地域则选择了她熟悉的中国南方茶园。日军的空袭，扰乱了茶园的宁静，改变了女主人公阿燕的命运。她被孤零零丢弃在凶险的世界，家国灾难，亲人死亡，情感破碎，生存艰辛，所有的一切凝聚在阿燕身上，归结为一个问题——怎样才能活下去？

　　《劳燕》是张翎“战争的孩子三部曲”的第一部。之所以将系列作品命名为“战争的孩子”，张翎解释说，因为作品的内容并不是直面战争，而是关注战争的后果，即战争灾难带给人类的持续的创伤。

　　战争中的女性：温州女孩春雨及其他

　　《归海》是张翎“战争的孩子三部曲”的第二部。

　　华裔英语教师袁凤带着母亲袁春雨移居加拿大后，和听力康复师乔治·怀勒组建了温馨的跨国家庭。几年后，母亲袁春雨罹患阿尔茨海默症去世，女儿袁凤从养老院寻回母亲的遗物，其中有一些神秘的物件——残存晶粉的玻璃瓶、母亲在野战医院的留影，以及高中英语教师的相片。

　　为了解开母亲留下的谜团，袁凤联络远在大洋彼岸的亲人，重返祖国。在上海，在故乡温州，她沿时光之河逆流回溯，进入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残酷岁月，“看见”了青年袁春雨作为女儿、母亲、妻子和爱人的惊心动魄的过往。

　　在传统的战争文学中，女性通常是被忽略的对象。张翎则将柔弱的女性置于残酷的战争之下，书写她们承受的耻辱和创伤，“这种创伤不仅是战争本身给的，也是我们长远的社会文化传统的偏见带来的。你没有办法解释，然后它常常又是隐形的，影响一个人的一生。”

　　就应对创伤而言，张翎察觉了女性和男性的不同，“男性的姿势是有分贝的，他是响亮的，是爆发性的，是瞬间的。说到男人的反抗机制，我常常脑子里想到的会是钢铁、石头这一类的东西。但是女人，我会更多想到是水，不是贾宝玉说的那些玉洁冰清的女孩子那样的水。是污泥浊水，在很恶劣的环境里，水看上去很脏，但它是滋养万物的，它是可以保全自己的。”

　　晚年的袁春雨，跟随女儿定居异国他乡。远离伤害过自己的战争，远离留下痛苦记忆的故土，当女儿步入幸福的婚姻后，无坚不摧的母亲终于放弃了一切克制和隐忍。战争留下的创伤在她身上全面暴发，她幻听，精神失常，怀疑一切，在惊惧中走向生命的尽头。

　　污泥浊水的柔弱与强悍，《归海》书写得淋漓尽致。

　　活着就是最大的重建

　　由于自身独特的经历，跨文化、跨种族、双重甚至多重的视野，成为张翎小说显著的特点。

　　在创作“战争的孩子三部曲”时，张翎注意到，无论是在东方和西方的文学语境里，都似乎都更倾向于“治愈”的结果，“东方的言语里有凤凰涅槃、化蛹成蝶、废墟里重建这一类。西方也一样，会说‘打不死你的，会使你更强大’‘每一朵乌云都有银边’。但我想说的是，这不是唯一的模式。人们在灾难中倒下来的姿势是一样的，但是站起来的姿势可能是百种千样的。”

　　张翎的小说关注灾难和战争后的重建，她塑造出来的人物，并不按照惯常模式达成生命的成功重建。

　　“我们得接受生活的现实，不是每一个人可以从废墟里站起来就变成凤凰，也不是每一个蛹都能在某一个时间段变成蝶。有一种人，她就是知道，要带着这根刺给的疼痛和不适感继续生活下去，长久地生活下去。我在诊所里就看见了这样多样化的一个人的复原的反弹的能力，这样的人同样值得我们崇敬。”

　　张翎书写女性，又不止于女性。张翎书写战争，又不止于战争。通过文学的书写，她想表达，活着就是最大的重建，“只要你活着,那么所有的可能性都是可以被探索的。灾难无可庆贺，战争无可庆贺，即使是战胜的一方也是无可庆贺。真正可以庆贺的，是人的顽强的生命力，强悍的生命力。在大灾大难之下依旧活下来，就会有无限的可能性。”

　　■对话

　　尽管有一万个诱惑

　　我一直坚定地用母语写作

　　读品：你毕业于英美文学专业，有长期国外生活的经验，为什么一直坚持用汉语创作？

　　张翎：我是复旦大学外文系的英美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的，后来在加拿大获得的第一个学位，也是英语文学专业。我可以用英文写，但是我觉得在母语里的那种舒适，永远不可能与在第二语言里相比。母语里的那种舒适，我用个比喻，就像是发情的驴子在地上打滚，那种恣意，随心所欲，我可以把语言这根绳子或者钢丝弯成想要怎样就怎么样，这个就是传神。可是在第二语言里，就只能是达意，讲一个故事。有过在母语里的那种状态，如果让我只是中规中矩地讲个故事，就不满足。所以这么些年，尽管有一万个诱惑，我一直坚定地用母语写作。

　　读品：但是《归海》一开始其实是用英文写成，之后才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作家出版社的中文版《归海》。

　　张翎：《归海》的第一个版本还真是英文版，这跟之前的《劳燕》有一点关系。《劳燕》用中文写成，之后出了英译本。让我没想到的是，在美国反响还不错。要知道，在美国几乎没有人读译本的，谁也不知道张翎是谁，但是真有人读了这本书，读完了之后还在网上发了评论。那个时候已经有一万多个评分了，出版社说，你去看看。我说我不要看，但是出版社说你应该知道读者的想法。然后我喝了一杯酒就上去看了。几乎是第一个评论，“哗”一下给我打蒙了。那位读者说，在读《劳燕》之前，从来不知道日本人侵略过中国，他说，真的谢谢我让他知道了这个历史知识。就是那条评论，让我产生了要直接用英文写，告诉英文读者，中国发生的战争往事。

　　读品：《归海》的中文版和英文版有什么不一样吗？

　　张翎：小说的英文版写完了之后，我在很恰当的时候碰到了出版社的编辑，她说应该写一个中文版。但我想告诉大家，这绝对不是一个纯粹的翻译本，在英文版的基础上添加了很多，为什么呢？因为英文读者对细密的故事细节不是很感兴趣，所以我用比较简洁的手法写历史。但是回过来我就想，中国的读者，对这里讲的事件背景已经完全知道了，不需要再解释。但是，比方说这里面有个脑受伤的主人公叫呆头，在我老家的方言，就是温州方言里，差不多10个男孩站在那，有三四个有过这种被别人叫作呆头的经历，所以叫呆头不是个事儿。但是在英文里，如果你叫一个人dumb head，天呐，这是个很大的侮辱。所以，这一段我就要详细地写，渲染这个“呆头”不是那个“呆头”。然后我会加大量的文字在里头，把段落之间的过渡，把一些中国读者不熟悉的加拿大的背景，要补进去。所以从篇幅上来讲，中文版的小说几乎是一个重写的过程，是一个故事的两个版本。

　　读品：你的作品读起来非常流畅，但是读过以后能感觉到写作过程中的精心构架？这种细节的设置，或者说“包袱”，是有意为之吗？

　　张翎：其实影视作品对我是有影响的。我跟冯小刚导演合作过两次，我记得冯小刚导演跟我说的话。无论我说一个剧情是怎么样的，一句台词是怎么样的，他永远问我：“他为什么这么说？背后的理由是什么？他做了这件事情，你告诉我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你给我一个后面的逻辑支撑。然后你可以这句台词整个不要，彻底留白，都没有关系。但是这留白里边你要经得起很多人的询问，为什么会这样？”

　　电影人的话，对我写小说很有启迪。我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酷爱形容词，酷爱成语，那四句四个字的，一个一个地叠加起来，觉得砖头搭房子一样很过瘾。当你慢慢成长，到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就突然觉得，形容词最好一个都不要。我会有意识地用一个或者一些细节来表述我想说的话。我会非常小心地盘算着我的细节，但是又要小心，细节铺垫不能太多了。如果一棵树太密了，光就透不进来，我会有意识地剪枝，让光透进来。细节要有，但是要有关键的细节，不是一系列的堆积。

　　张翎

　　浙江温州人，海外华文作家、编剧，加拿大国家文艺基金、安大略省文艺基金获得者。代表作有《劳燕》《余震》《金山》等。根据其小说《余震》改编的灾难片《唐山大地震》，获得包括亚太电影展最佳影片和中国电影百花奖最佳影片在内的多个奖项。小说被译成多国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