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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共图书馆的一场求职研讨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娜塔莉·劳森，她当时刚过30岁，是一位热情又迷人的网站主管。娜塔莉在从事了一连串“不错但够不上伟大”的工作后，她最终靠猎头在一家知名的互联网咨询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这家公司每天的工作时间很长，工作内容也很有挑战性，但她和同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企业文化也很活泼有趣。

你刚进那家公司的时候，会经历一个培训期，在这期间，市场总监会单刀直入地告诉大家，尤其是那些刚出校门的毕业生，这家公司有可能会让你们对将来从事的每一份工作都无法忍受。情况还真是这样。我知道一些互联网咨询公司里会有攀岩馆之类的东西，我们公司没有。我们的办公室里有一张旧台球桌，厨房里堆满了吃的。这让我觉得太妙了，真是太妙了……不过也不是因为这些消遣的玩意儿，这跟每个在这儿工作的人有关，你会觉得你可以在这儿长不少见识。这是个你可以找到五个导师的地方。大家正在做的事都让你兴奋不已。你也有能力提出意见，发挥自己的作用。

2001年初，在一片风言风语中，娜塔莉所属的公司，这个曾经的互联网媒体的宠儿第一次宣布了裁员计划。公司向员工们保证，这只是“勒紧裤腰带”的必要举措，并不是倒闭的前奏，还保证终将聘回所有人。但对娜塔莉来说，一旦这个家一样的办公室走向终结，“你就知道它永远都不会变回过去的模样了”。

按照公司惯例，任何离职的人不管是否出于自愿都要通过通讯组列表向全司上下发送一封告别邮件。挺过第一轮裁员之后，娜塔莉启动了自己的仪式：访问离职员工在公司网站上的个人页面，然后一一致谢。她还会看看他们的照片，了解他们参与过的项目和他们的爱好。不过随着裁员人数激增，查找每一个离开的人就“变得格外烦琐了”，娜塔莉最终放弃了这个习惯。她在公司又撑了半年，经历了六轮裁员，到那时，“幸存者”的负罪感和不断削减的工作量实际上已经让她很期盼离开自己曾经热爱过的这家公司了。

娜塔莉在这家公司体会到的团结感可谓历久弥坚。即使在几年之后，她和很多前同事还保持着联系（他们都自称是该公司的“校友”，还拥有他们自己的社交网站）。其中之一就是她如今的丈夫丹尼尔·克莱因（他在娜塔莉被解雇时还是她的男友），我在第二章引述过他对职业生涯管理的看法。两人是在硅谷总部的一次公司派对上认识的，此后很快就开始了一段异地恋。2001年，丹尼尔在公司的第一轮裁员中丢掉了工作，为了离娜塔莉更近些，他搬到了达拉斯。不久，他就在一家为医疗保健服务商提供软件的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第一轮裁员就被辞退，这让丹尼尔颇受打击，但他后来觉得这对自己也不无好处，因为他面对的就业市场比娜塔莉一年多以后步入的就业市场要景气得多。

就在前雇主宣布第一轮裁员之前，娜塔莉买下了一套需要大修的新房。靠着遣散费和她在丹尼尔公司干的一份约聘工作，她还付得起房贷。然而在2002年4月我们见面时，这份为期两个月的工作合约已经到期，她马上就要动用自己的积蓄了。

我有一笔不小的积蓄，只是不想动。所以，电影不看了，馆子也不下了。能不花的钱就不花。我很会省钱，这也不一定多有趣，不过我也不是个大手大脚的人。我比较喜欢把钱花在真实可感的事情上，特别是家里用的东西上，还有看剧、娱乐之类的东西上。最让我不爽的就是［没法在］我的院子里种东西，因为现在时机不对，我得把这个爱好放一放。我去杂货店购物的时候也会更注意价格，我只会买一些必需的便宜货。我不吃羊羔肉了。［笑］我觉得娱乐方面受的打击最大。我男朋友什么都喜欢玩。有时候我就很纠结，因为他会说：“哦，我们去攀岩吧。”这就是额外的开销，我现在不该花这个钱。［所以我会说］“我们去慢跑吧。”他还喜欢到处喝酒。结果实际上我们就去了巴诺书店（Barnes & Noble），只是出去逛一逛，读读书，所以我们的生活方式都有点改变了。他会请我到处去看电影，这很棒，但我真不是那种喜欢总让别人给我花钱的人。

娜塔莉说丹尼尔对自己的求职给予了非常多的支持和鼓励，但她也担心自己的失业会影响他们的关系。现在她有了很多空闲时间，而且很依赖男友，她发现这种状况对两人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

我可能变得有点太黏男朋友了，因为我的时间太多了。［我会说］“哦，明天请个假吧。”“回家吃午饭吧，我给你做饭。”这些我平常也会做，但现在处境不一样了……［自从失业以后］我读的书更多了。我买了不少好书。我还为我的猫办了好些大事。我开始给它喂生肉了，我一直在为我的猫研究各种疗法。我也为男朋友做了很多事，很贴心的事。其实我是乐意为他付出的。我们也谈过，我有时会觉得自己没有付出多少，不是钱的问题，只是有点觉得我现在并不是非常成功。［哭了起来］这肯定会让我对我俩的关系产不安全感。

对一些男性求职者来说，更多地依赖配偶或伴侣标志着他们对婚姻和性别角色采取了一种前卫的态度。对娜塔莉来说，她在经济上虽然是独立的，但更多地依赖丹尼尔还是让她有一种令人难受的窘迫感。尽管娜塔莉在照顾丹尼尔的方面比她在职时要付出得更多，但她仍然觉得自己没有对丹尼尔“付出多少”，因为她并不是一个在职的专业人士，所以在自己眼里就算不上是一个成功的人。

和娜塔莉一样，埃丽卡·罗思也很担心失业会影响自己的婚姻，这与男性求职者的描述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埃丽卡40岁出头，是一位身材健美、语调温柔的女性。2002年初，就在我采访她的两个月前，她被一家跨国科技公司解雇了。她之前曾被解雇过一次，不过那次在经济上更有挑战性——当时她丈夫还在读研，她一人挑起了全家的大梁，但这次裁员反而给埃丽卡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就像上述的男性求职者一样，埃丽卡也当即就表达了她多么庆幸自己有一个在职配偶，但她的看法也揭示出了一种糅合了感激和内疚的复杂心态。

起初，［我老公］非常出色。但很不幸，现在我们真的很难，我完全没料到自己会丢工作。我老公在一家医院上班，他那家医院，也就是他所在的公司，收购了另一家医院。所以这两家医院就要合并了……他接手了另一家医院［的职责］，那家医院的规模是原来他所在医院规模的三倍。基本上他也没加多少薪，生活成本反而增加了，因为要管的事也是以前的三倍。他每天要工作12～14个小时。要是我没丢工作，他还可以选择灵活点，拿个遣散费走人，他在这行里很容易就能再找份工作。但自从我失业之后，他就觉得自己没这个资本了。他现在压力很大……我估计他是觉得我靠着自己的人脉和其他资源立马就能找到工作，但压根没这回事。所以我想他也开始认识到了，这条路比他当初想的要难得多。

人类学教授卡丽·莱恩通过18个月的田野调查、9年跟踪寻访，记录十数位美国高科技产业失业者职业生涯的变化。当面临裁员时，这些昔日精英从震惊与否认到接受，他们有的收到了来自真正的好朋友的关切，有的实实在在得到了伴侣的支持，有的在熬过一阵失业的日子之后又重回工作岗位。在互联网失业潮下，当被裁员无法避免时，失业也是职业生涯的一种体验，本书忠实地记录了这些体验。

作者

卡丽·莱恩

（Carrie M. Lane）

[美]

加州州立大学富尔顿分校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研究领域常年聚焦于美国的就业文化和劳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