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平

墓中出土了申时行手书折扇，为竹骨十三股方端混金面，骨长28厘米，面高15.2厘米，宽43.5厘米。一面行书五律《兴福寺》《石公山》诗两首。字迹已略有剥落。诗句是：“维梢从野渡，蹑屐到香台。水避山形隔，云将雨势来。石床蒙薜荔，花径长莓苔。钟鼓还能报，湖山霁色开。”(《兴福寺》)“颇讶狂澜柱，犹余斧凿痕。联云开石壁，临水镇山根。风谷声相答，烟波势欲吞。班荆还共赏，明月口金樽。”(《石公山》)末尾题“俚言录似冲愚兄览正”，可见是为墓主许志问所书。落款“时行”，钤“瑶泉”方印(白文)。另一面无画。

申时行，《明史》有传，长洲(今苏州)人。嘉靖状元，万历前期宰相，是当时声势炬赫的大官僚。著有《赐闲堂集》四十卷，但这两诗都未收入。诗里描写的是墓主人家乡洞庭山的名胜景色，意境平庸，表现了没落阶级的生活空虚。

马宗霍《书林藻鉴》引用明人叶向高的话说，申时行“善真行草书，有《赐闲堂帖》行世”。我们从扇面上的行书看，他确有楷书的功底，写得流畅有力。但他毕竟还不算有成就的书法家，书体还没能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面目。

根据《明史·神宗本纪》，申时行在万历十九年(1591年)九月辞官，按照当时交通情况，回到苏州总要在后一年。他替许志问书画扇子，上限是不能超过万历二十年(1592年)的，下限不能过许氏的死年，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

关于墓主人的历史和他与申时行的关系，申氏所撰墓志可以充分地说明。墓志中说：许氏“素封里中”，本人是所谓“贤豪长者”。少时“善病不能攻占畢”①， “比九试不售”，遂“日啸傲湖山间，或裹粮出游，登日观峰，观潮海门……”“客游洞庭者，辄主君，留连至旬月无倦色”。这些话，实际说了许家世代是有钱的地主，本人虽因小时多病，不能看书，连个举人都没混到手，但是喜欢附庸风雅，游山玩水，交结名流。

墓主与申时行相识，是在申氏退休返苏以后。申在墓志中说他自己“既谢政旧，始成东山之游，询其土风而求其贤豪长者，乃得解后(邂逅)许君裕甫，绾带而定交焉”。申氏“状元宰相”，与一个监生、土地主交往，想来也是从他们各自的需要出发的。申氏退休归里，强龙也要结识地头蛇，才便于游山玩水，优哉游哉；许氏则久已仰慕申氏声势，一旦“大驾光临”，当然认为从此有了靠山，更好在当地作威作福。许生前得申氏书扇，很够他夸耀乡里，所以死后还要把宝贝带进棺材。许子明辅找申氏替父“谀墓”，而申氏虽替许撰墓志，却不刊于《赐闲堂集》，连两首诗也不刊，这说明他对于毫无“功名”的许氏表面敷衍，心中鄙视。封建社会里，一般地主及其官僚士大夫之间一种微妙的肮脏势利关系，这里可见一斑。

至于出土的文徵明书画扇，是没有墓主人上款的。文氏在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九十岁卒时，许志问才十四岁，他们之间年龄悬殊，不会有什么交往，文氏为许书画折扇的可能性，根本就不存在。这柄扇子，总不外乎许氏本人(包括家属)购买或别人转赠。许氏葬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文徵明已死五十四年，正是“吴门画派”的盛旺时期。文氏的声望很高，当时地主人家“以有无文画，为雅俗之分”。所以，许氏生前会把文扇看成至宝，和申扇配对，死后一起殉葬，这正反映了这个追逐“功名”，但“九试不售”的地主谬托风雅的虚伪面目。

以折扇殉葬的风尚开始于何时，不见于记载。根据江苏到目前为止出土的折扇，最早见于明代墓葬，一直流传到晚清以后，看来形成风气，与明代折扇工艺的兴盛是分不开的。折扇原名折叠扇，古称聚头(或聚骨)扇，是在宋代开始从朝鲜(一说日本)传到中国来的，直到明代永乐以后才广为流行。明代中期，中国的折扇工艺具备了自己的民族风貌，有了刻竹骨、制扇面的专家，而且与中国特有的书法、绘画紧密结合，成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明代书扇艺术，特别是行草书，固为前所未有，而折扇画艺术的成就，更可以与宋代纨扇画艺术并列。明代的折扇书面，传世较多，但出土于墓葬的还极少见。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各级党政领导对文物考古工作的重视，继山东明朱檀墓出土宋人葵花纨扇等之后，洞庭明许志问墓又出土了这批明人折扇。这对于我国书画史和工艺美术史的研究，是一个可贵的收获。

注释：①“占”古代与“觇”字通用，“畢”字应作“毕”，申时行写错了。《礼记·乐记》“今之教者，呻其占毕。”注：“占，视也；毕，简也。”意思就是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