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10日是金庸诞辰百年的日子。

五年前的10月30日，他离开了这个世界，但留下了不灭的武侠世界。于无数80后、90后读者而言，金庸和他的作品贯穿着他们的青春，即使是对于更年轻的千禧一代来说，金庸作品所改编的影视剧，也构成了童年回忆的重要部分。

大师故去的当下，在这个影像、声音阅读占据了人们生活角落的年代，武侠作品也日渐成为小众读物，但我们能清楚地感知到，人们仍然不愿放弃这一片弥足珍贵的精神家园。

金庸小说，始终作为“全球华人的共同语言”，在热爱武侠的人们心中始终保留着一个完整的精神角落，为我们提供关于侠与义的深刻思考与实践指引。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陈曦 张垚仟

说不尽的金庸江湖

金庸百年，纪念如潮。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浙江大学等与金庸有着不解之缘的高校，纷纷发文纪念。在金庸故乡浙江海宁举办的“金庸百年诞辰大会”，吸引了国内外众多学者、专家共同参与，整修一新的金庸故居如约开放，引来众多缅怀打卡者。

连日来，社交媒体上更是掀起一波波“回忆杀”，无数人深情回忆当年与金庸武侠相遇、相伴的青春往事。导演张纪中说：“我今天所获得的一切成就，全部都与金庸先生以及他的作品有关，是他改变了我艺术生涯的方向。”网络作家六神磊磊则感慨，“曾经没有一个人支持我看金庸小说”，然而，后来他以推广和解读金庸小说为志业，并获得巨大成功。

实际上，开启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新派武侠小说风潮早已落幕，如今在搜索引擎上搜“传统武侠小说”，后面往往跟着“式微”二字。但即使如此，金庸仍然是华语世界里最大的IP之一，不断衍生的金庸影视作品仍具有极大的号召力。一份《当代年轻人“金庸成分”报告》显示，在95后、00后人群中，读过金庸小说或看过相关影视剧的，仍旧有八至九成。

“曾经有人问我，金庸与余华、陈忠实、莫言这些‘纯文学’作家相比，究竟处在哪一个层次上呢？一句话，我认为金庸比那些作家毫不逊色，各有所长。”复旦大学教授严锋说。

“金庸，就是中国人的莎士比亚了吧。”媒体人张明扬说，“就这六十年来说，金庸武侠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重要的国民经典之一。当郭靖、黄蓉、张无忌、乔峰这些名字你永远无法忘记之时，当你将韦小宝作为‘花心男人’的代名词时，金庸武侠就真的进入了当代中国人的思想世界与生命记忆。”

“不管多少人有不同看法，金庸小说的经典化已经完成。”金庸关门弟子、浙江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卢敦基说，“最直接的证明是金庸小说的人物、语言、片段、场景，广泛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比如华山论剑、左右互搏等成语，‘阳康’‘阳过’等词汇，都来源于金庸作品。当代作家有机会能为汉语增添一个成语已经很伟大了，新中国文学70多年来有多少人有这样的殊荣？”

文人、报人、商人

《南方周末》原高级记者张英采访过金庸六次，贴身随行三次，见过狭义光环、文人标签底下真实的金庸，“他在各种场合待人接物的精明，温文尔雅之下的游刃有余，生活里对夫人及家人的贴心照顾，也见过他和主办方因为商业活动多而红脸，还见过喜欢佛学的他，每到一处寺庙会向方丈请教轮回转世的场面。”

“回想起来，这几次采访有一个共同的背景，就是‘晚年金庸进大陆’。”张英说，武侠小说上世纪在内地一纸风行时，在港台已经快被遗忘。三联版、广州版《金庸作品集》的先后出版，将所有作品的影视剧版权全部交给央视，出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参加马云组织的“西湖论剑”，还有国内旅游界开发的“五岳联盟”、陕西的“华山论剑”，都获得媒体极大关注，也赶上了社会发展的节奏和热点。

“他办过报纸，他也很懂商业操作。爱护他的人，担心他被商业利用。查先生想得很清楚，很清明，你要用我用得过分，不可以，但你用得适当，对我有好处，我愿意玩一玩。”

张英觉得，金庸首先是一个文人、作家，同时也是一个精明的商人，一个与时俱进，在每个时代都玩得转的、如鱼得水的人。但和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金庸始终有士大夫情结。

他早年求做外交官而不得，辗转赴港，连办报针砭时弊都是退而求次，最初写武侠，是为填报纸版面，却成就了一生荣光。这并非金庸内心所愿。晚年，他欣然受邀出任浙大人文学院院长，教学、讲演、捐资、助学等，构成他晚年生活的重要内容。诚如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所评价，金庸确乎是“有政治抱负的小说家”，胸怀天下，心怜苍生。

卢敦基考到金庸名下时已是教授，他拜在金庸名下，与其说想学习，不如说想靠近金庸，了解金庸，感受金庸。2003年，卢敦基随金庸参加“华山论剑”。金庸以大学教授的身份前往华山，希望这次“华山论剑”是一次文化人之间的对话，没有太多的商业广告。他吃饭、坐车、住宿都自己掏钱，主办方因此取消了活动冠名权。当谈到今天之侠时，金庸先生说自己不是侠，“侠要牺牲自己利益，主张公道正义，打抱不平，就算倾家荡产，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他说自己做不到，但他坦然承认自己有侠气，性格刚强，要是被别人压迫，则绝对不会屈服”。

2004年，有学者质疑金庸做博导不够格，金庸辞去浙大职务，以83岁高龄注册成为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的学生，花了五年时间，在剑桥大学分别拿到了历史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以此回击那些嘲笑他学问功底不够的批评者们。

武侠作古了吗？

金庸已故，武侠这个曾经给国人带来了无边的想象和浪漫的文学类型，似乎正在逐渐淡去。

人民文学出版社去年出版了飘灯的200万字武侠小说《苏旷传奇》。在武侠彻底沉寂之后，还敢挑战一个已经寂灭了的领域，用飘灯自己的话说，“这种行为就像在别人都玩冲锋枪的时代，还坚持用刀剑去闯荡江湖”。

上世纪90年代，正在读初中的飘灯和许多同龄人一样，很难不受铺天盖地的武侠小说的影响。那会大家都去书摊租书看，租书摊上的书又脏又破，常常散页、丢页，不得不自己去脑补情节。

当时正逢下岗潮，父母失去了工作，周围环境变得非常压抑，曾经能考到全年级第一的她，那段时间跌到了倒数，武侠世界的快意恩仇，让她压抑的情绪得到释放。

虽然自己看得很爽，但妈妈每次看到她看武侠就气不打一处来，见一次打一次，觉得她自甘堕落。初二的时候，她就写过很长的武侠小说，结果被妈妈逼着亲手撕掉了。

“江湖里有自由，有辽阔；有仁义肝胆，有一诺千金；有‘给你个痛快’的死法，有轰轰烈烈的活法，有尊严，有烈酒，有朋友，有无数个和我一样孤独和痛苦的同类，但最重要的是，还有一把向死而生、代表着勇气的刀。”回头去看，那是她走到绝路之后抬头看到的精神家园。“我依靠着那把精神世界的刀，给我自己拼荆斩棘，砍开了一条血路，不至于被绝望的深渊吞没。”

2003年大学毕业之后，飘灯找到了收入挺高的工作，开始捎带手写写小说，重拾武侠旧梦，却眼见着仙侠、玄幻、穿越等新型网络小说取而代之、大行其道。“这类网文吸收武侠元素，进行了高武化和更具想象力的处理，更受年轻一代欢迎。”

沉浸在武侠世界里，单枪匹马，一路独行，飘灯常感寂寥，却也觉得没有必要为了已死的东西去“守节”。“传统武侠确实不太能回应我们这个时代最焦灼的问题了。”飘灯说，“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更焦灼、更迷茫。20岁出头的年轻人，在生命刚怒放的时候，遭遇了时代的顿挫，他们在小说里寻找的，不仅仅是爽和释放，还有突破感。现在最红的应该是番茄网的《十日终焉》，主角不断地赌命去寻找机会。年轻人缺资源、缺机会，女性需要被看见，男性在英雄主义之上更需要自我实现，这不是金庸小说的‘侠之大者’所能满足的。”

几代人的精神家园

作为飘灯的同龄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玮观察到，现在读金庸的学生越来越少了。有时候，她在课堂上问起学生，回答中取而代之的是网络文学作品。“金语”曾是70后和80后人际交往的“黑话”，谁是岳不群？谁是带头大哥？这种沟通方式在年轻人之间已经很少使用。

在李玮看来，金庸及武侠作品的繁荣与没落，与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迁密不可分。“上个世纪到本世纪初，社会文化崇尚个体个性，主张个体靠一己之力实现幸福，有关‘江湖’的故事满足了一种新秩序的追求与新世界的想象：摆脱庙堂政治的束缚，超越政治等级，不拘门第和出身，靠一己的修炼和提升实现理想。此外，金庸书写了个体和家国之间的关系，所谓‘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种提法也与民族主义思想的传播有关系。”

而进入新世纪之后，武侠写作呈现衰落的发展趋势。“自足的‘江湖’不复存在，个体的成功与政权密切挂钩，文明的冲突代替原有的民族主义框架，个性化的人物被主角光环和金手指所代替……”李玮认为，“武侠的式微，与其说是因为曾经的武侠已经‘封神’，不如说意识形态已然发生变化，既有武侠的叙事已经无法满足当下大众‘白日梦’的需要。”

武侠死透了吗？

“我觉得没有。类型本身没有那么重要，科幻小说也可以披着高科技的外衣，讲一个特别庸俗的事，武侠小说也可以在古典的审美里，埋进一颗现代的内核。”飘灯说，“我们回望金庸、古龙的那个时代，他们的人物一出现，是石破天惊的，内核绝对是当代的，审美是东方的。”

武侠依旧是中国文化里挥之不去的情结。“杏花烟雨江南，大漠孤烟塞北，这些诗意的想象和武侠世界曾经那么好地融合在一起，成为一代人的精神家园，你对那个世界至今存在着乡愁。”

武侠最核心的侠义精神在当代严肃文学中亦有回音。作家邱华栋谈及小说集《十侠》时就曾表示：“我觉得侠义精神在日常每个中国人身上都有体现，比如帮助他人、扶危济困，对他人无私地伸出援手。”作家田耳初中时开始写武侠小说，并将他对武侠的情感写进了近作《秘要》中：“武侠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底色。”

“江湖已远，但狭义永存。”中国武侠文学学会副会长、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汤哲声表示：“侠义精神在于伟大的同情心，伟大的同情心建立在明确的善恶是非的判断之上。当今社会依然应该有人主持公道，为社会贡献力量。侠义精神正是当下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