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邦

一级作家，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主席，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长篇小说《断层》《平原上的歌谣》等，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走窑汉》《梅妞放羊》《遍地白花》《响器》《到处有道》等。据其小说《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获第五十三届柏林电影艺术节银熊奖。多部作品被译成英、法、日、俄、德、意等国文字，出版有六部外文作品集。

这一次，刘庆邦捧出来的是一部30万字的长篇小说——现实主义力作《花灯调》。

《花灯调》是云贵地区的一种民间小调，洋溢着浓郁的乡土风情，又传递出明快亮丽的色彩。借用《花灯调》的名字，刘庆邦讲述了一个“脱贫攻坚”的故事。在写作过程中，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经历过的那种刻骨铭心的饥饿感，仿佛再次袭击刘庆邦。经历过，所以理解，也因此，他对新时期的脱贫攻坚和消除贫困才有着格外的期待，深知其成果的来之不易。

谈及《花灯调》创作的缘起，刘庆邦说，就是用文学记录下这个时代的伟大功绩，“我对新时期的脱贫攻坚、精准扶贫和全面脱贫有一个大致的概括性的评价，是‘一座丰碑’和‘三个千年’。‘三个千年’就是千年梦想、千年德政和一步千年。农民吃饱饭是一个千年的梦想；实行脱贫攻坚，是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德政；通过脱贫攻坚、全面脱贫，‘一步’奔入了小康，这是伟大的历史功绩。”

在刘庆邦看来，伟大的功绩和历史性进步肯定会载入史册。而他要做的，是对得起一个作家的使命感，对得起读者。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白雁

实习生 贯溪恩

目标是谱写山乡巨变的史诗

读品：《花灯调》描写发生在贵州山区贫困村落的故事，当地的风土人情和您的生活经历以及经验有很大的不同，在创作中有没有遇到因为这种不同带来的困难和挫折，是如何克服的？

刘庆邦：确实是一个挑战。我以前已经写过6部乡村题材的小说，《平原上的歌谣》《遍地月光》《黄泥地》等等，都是写我熟悉的老家的生活，好多甚至是我自己的经历。这一次就是不写“我”生活，是“他”生活。之所以选择贵州遵义这么一个山村，是因为我觉得我们老家的生活对于反映中国农村的历史性变化不够典型，一个是穷得不够典型，一个是变化也不够典型，更重要的是缺乏典型人物。

我写的这个村真是穷得非常典型，没有路，是一个与世隔绝的状态，被称为高山孤岛，过的是刀耕火种的生活。一个典型的例子，2015年之前，村子里的很多老人和孩子没见过汽车，有的老人临死前愿望是想看汽车。更典型的是村里年轻人外出打工，在外面谈了恋爱找了对象，对象怀孕了生了孩子，把对象带回老家，对象一看穷得实在不堪忍受。有的生了孩子没满月，把孩子丢下就走了，一去不返。这个村竟然有10多个这样的情况，这个太典型了。我觉得女性对贫富特别敏感，能不能留住她们，特别能衡量这个村的贫穷情况。再说变化的典型，经过两年的脱贫攻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在2015年之前，人均年收入平均是800多块钱，到2018年平均收入是12000多块钱，提高了10多倍。还有过年的时候，路通到各家各户，小汽车在全村就停了100多辆，这个变化太了不得了。好多过去离开的姑娘又回来了。我觉得这就是典型环境，我的目标是要谱写山乡巨变的史诗，有了这个典型环境，有了这些变化，才能实现我的目标。

读品：《花灯调》在出版前就先后入选“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和“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得到重视。小说塑造了一个中年女干部向家明的形象，她选择离开安逸的生活去高远村扶贫。这个人物是有原型的，但小说毕竟不同于现实生活，您在创作中如何平衡现实经验和文学想象？

刘庆邦：这个问题也是我们中国作家普遍面临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我看了不少小说，以前还没有看到过塑造得丰满的光彩照人的新时代的新人形象这样一本书。所以这本书一开始我就想要塑造一个形象，人物形象成功了，整本书才会成功。幸运的是碰见了贵州这位驻村第一书记，看到她之后，有一种“众里寻她千百度”的意思。她就是整部小说的纲举，就是整部小说的骨干，骨干立起来才能承载起满树繁花。在写这部小说的过程中，我逐步明确什么是新时代的新人形象，以及她的特质是什么。第一，她有着坚定的信仰；第二，她有不变的初心；第三，她有新的思想、新的作为、新的承担、新的奉献，一系列的“新”才构成了一个光彩照人的新时代新人形象。当然，这个人物不是高大全的，她也有七情六欲、儿女情长，比如她没当上检察官，她也不高兴，跟丈夫耍小脾气，使小性子。但这些并不影响向家明的形象，反而使她的形象更加真实、饱满。

读品：《花灯调》出版后，您的人物原型和您写的这个村子的村民看到作品了吗？他们有着什么样的反馈？

刘庆邦：《花灯调》出来以后，我在第一时间就寄给向家明的原型。她告诉我，她一边看一边感动着，泪流满面，看不下去就停停再看，每个字都不放过，看得很仔细。她原本计划是要看三遍，但是看了一遍之后就不敢再看了。她说，重新回忆起了那时候的付出和痛苦的经历，她很感谢，同时也感到幸运。她说会推荐给村里人看，说还要请我去开一个分享会，授予我荣誉村民的称号。

每个作家都要有精神生活的根据地

读品：您的作品一直关注当下、关注社会现实，涉及的题材相当广泛，比如工业题材、乡土题材、城市化进程、家庭教育等，您是有意识地拓展创作题材的吗？

刘庆邦：我的创作一直是走的现实主义的道路。我认为现实主义这个概念是很广泛的，道路是很开阔的。我们只要写了人，写平民这种生活，那么它都是现实主义的。我坚持现实主义道路，我觉得生活在好的时代可写的东西很多。此外，我还写大量矿山题材，写过4部煤矿题材的长篇小说，我在北京已经生活了40多年，我现在开始写北京题材的一些小说。

每个作家都有物质生活的根据地，在写作的时候，也要有精神生活的根据地。如果没有精神生活的根据地，写作就没有精神根据。精神根据地来源于我们经历过的地方，我们生活过的地方。我现在回顾起来我的精神根据地有三个。第一个就是我的老家，生我养我的地方。我在农村老家长到19岁，经历了很多的事情，一写乡村题材就想到自己的老家，是一个精神根据地。第二个精神根据地是煤矿。我在煤矿工作、生活了9年，在煤矿谈了恋爱，娶了妻生了孩子，煤矿就是我的第二个精神根据地。1978年调到北京。现在我在北京已经生活了40多年，北京成了我第三个精神根据地。我的精神根据地越来越扩大，从农村到工矿再到城市，我的写作素材的供给也越来越多，可写的东西越来越多，面越来越宽广。我今后也可能会写一些北京题材的小说，最近的一些短篇就开始写北京题材的小说。

读品：很多作家都会谈及对自己带来巨大影响的前辈作家，有哪位或者哪些作家对您产生过大的影响？

刘庆邦：我们先是读者，然后才是作者，肯定要学习，然后才能写作，有自己的新的创作。中国古代的作家，我最喜欢曹雪芹，最爱读《红楼梦》。《红楼梦》不光是中国，而且是全世界最好的长篇，值得我们反复读、仔细读。当代作家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沈从文。刘恒向我推荐了沈从文，我当时就买了沈从文的全部文集，系统地读了他的全部著作。可以说沈从文先生是我没见过面的间接的老师。鲁迅先生也是很伟大的作家，比较起来我就更喜欢沈从文。我把他们俩做过比较：鲁迅先生更理性，沈从文更感性；鲁迅先生重批判，沈从文重抒情；鲁迅先生的文笔较硬，沈从文先生文笔较柔软。做了几方面的比较，觉得沈从文先生的作品更投缘。一开始写短篇的时候，不可否认在语气方面是模仿沈从文先生的，时间长了，慢慢地就脱开了，写一些有些自己个性的东西。我比较喜欢的，还有沈从文的弟子汪曾祺，他继承了沈从文先生的衣钵，但是我觉得他的成就没有超过沈从文先生，我跟林斤澜老师交流过，他也是这样的看法。

读品：您的小说《神木》被改编成电影《盲井》并获得柏林电影节的银熊奖，电影和小说的叙事区别非常大，但二者应当有值得彼此借鉴和学习的地方，您如何看待这种借鉴和学习？

刘庆邦：小说改编成电影以后，覆盖面更大。《神木》改编成《盲井》以后，等于长上翅膀飞到全世界去了。被翻译成英、法、日、西班牙等六种外译本，就是得益于电影传播带来的影响。我希望自己的小说改成影视，我觉得《花灯调》有特别大的潜力，而且改起来非常好改。我希望影视编导能够注意到这部作品，能尽快地把它搬上荧屏。

写小说和影视剧不太一样，影视剧的编剧主要讲究的是镜头画面感，而写小说完全是一种细节化心灵化的东西。很多影视剧编剧长期改编影视剧，再回来写小说就回不来了。我在写小说的时候，是按照小说的路子写，绝对不按照编剧的方法走。还有就是小说是个人化的劳动，影视是集体化的项目，需要互相妥协，而写作就更加自主、自由，所以我更愿意写小说。

对文学的看法，不要固守一种观念

读品：这些年对文学作品的扶持是比较多的，但是现在有一种观念，一方面觉得产出的作品很多，数量很丰富，另外一方面又觉得现在其实是一个文学被边缘化的时代。如果从整体上评价中国文学的现状，您怎么看？

刘庆邦：我是持一个乐观的态度。就像你说的，首先从数量上说，没有哪一个时代像现在这样产出这么大量的作品，好的作品在不断地涌现。过去大家认为文学就是反思和批判现实主义的，因此作家和现实的关系就是一种紧张的关系。在我看来，文学它首先是审美的，然后才是批判的，我把审美放在第一位。我觉得作家和现实可以有紧张的关系，也可以有和谐的关系。我就是因为和现实保持一种和谐的关系，才产生了《花灯调》这个作品。对文学的看法，不要固守一种观念。

读品：您手头现在有什么创作计划？

刘庆邦：我在写了长篇之后，又开始写短篇，去年已经写了10多个短篇了。手上还在写短篇，长篇说不定以后还会写，但是现在还没有找准题材。岁数大了，选一个长篇一定得慎重。选好了然后再说。

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先生，曾经在评论我的短篇时说过一句话，他说，川端康成写的是日本美，刘庆邦写的是中国美。我听了以后很受鼓舞。川端康成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我从来没把自己的作品跟他的作品做比较。我理解李敬泽的意思，他是站立在世界文坛的高度，给我指出一个方向，向川端康成学习，要写出中国美来。我觉得我一直在向这个方向努力，《花灯调》就是在写新时代的中国美，或者叫新时代的中国乡村巨变之美。通过《花灯调》，我应该向中国美接近了一步，我自己是这么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