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邯郸三名初中生杀人埋尸事件引发全网全社会关注，未成年人犯罪这一议题也随之被推向风口浪尖。这起案件还有一层不容忽视的组成，即这四名少年，无论嫌疑人还是受害者，都是留守儿童。

在激烈的讨论声音中，人们除了关注案件本身的各种细节，也有人从司法角度主张严厉制裁这些手段残忍的未成年人犯罪，甚至也有讨论，有留守儿童经历的群体是否是社会潜在的不安定因素。这类讨论实际上已经涉及到这部分人群是否被污名化的问题。

中国有6000多万留守儿童在缺失中长大，承受着不同程度的孤独与无力感。被剥夺的爱像是破损的自行车链条，让他们在成长的道路上蹒跚前行。悲剧发生后，我们应该从中看到、反思些什么？

作家、媒体人袁凌大约十年前开始关注这一群体，他关于留守、流动、单亲、贫困儿童的创伤、罪案和生死的故事，集中在《寂静的孩子》《青苔不会消失》《生死课》三本书里。在他袁凌看来，把留守儿童的问题当做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去面对、去解决，“留守儿童”就不再是一个污名化的标签，因为“他们几乎就是我们自己”。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陈曦

这是一段险恶的歧路，不能简单归为人性之恶

《青苔不会消失》是袁凌的调查报道作品集，其中一篇题为《高墙内外的留守》的报道，近日被众多媒体转载，阅读量很高，标题改成了“留守儿童：被牺牲的6100万，现在长大了”。

2015年，袁凌跟随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经济学者张丹丹，探访了深圳的多所监狱，试图寻找出留守儿童通向高墙轨迹上的线头和转折。

张丹丹通过监狱内外对比的问卷调研发现，犯罪的农民工群体有留守经历的比率相比于普通农民工，高出了将近20%。他们的罪案绝大多数和暴力相关，较少经济智力型犯罪。这一犯罪群体受教育程度低，年纪更轻，在情绪不稳定、暴力倾向、不公平感等几方面都更严重，而在性格外向性、亲和度、负责任能力上都低于农民工群体的平均水平。这和他们童年生活在留守或单亲背景下，缺乏人性滋养和人际交往能力培养有密切关系。

袁凌印象深刻的是，张丹丹组织上千名犯人做过一个“搭档分钱”游戏：两个人分为一组，每组发给一张百元人民币，其中一人扮演领钱者，负责分钱，领钱者有权决定自己分多少，留给同伴多少；同伴则有权接受或者拒绝。领钱者的分配决定一旦被同伴拒绝，这百元人民币将被收回，两人都将一无所获。如此，双方平分才是最优的分配方式。结果将近40%的犯人搭档最终分钱失败，以一无所获告终。

“这说明留守儿童这个群体，公平意识很强（搭档拒绝了不公平的分配方案），却较少考虑同伴的公平待遇（负责分钱者常常分配不公）。当他们觉得不公平，倾向于用简单激烈的方法去实现公平（双方都得不到钱）。”袁凌说。

“我相信那些邯郸的孩子，也不是天生的恶人。他们内心未必没有公平感，但他们的公平感是畸形的，觉得自己是被剥夺的，所以要把这种被剥夺感反射到别人身上，通过剥夺别人，实现自己的公平感和成就感。一旦对方有反抗，他们会觉得被冒犯，就想着把他杀死。”袁凌认为，他们成长中的缺失显现出一个非常大的恶果，造成一种很暴力、很不可思议的犯罪。这样一段险恶的歧路，不能单纯地归为人性之恶。

穷乡僻壤的孩子，也无法摆脱时代环境的影响

《高墙内外的留守》写的是留守儿童长大以后遭遇了什么。《寂静的孩子》则是一份留守、随迁儿童生存境况的详细记录。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袁凌历时四年探访了近百名贫困山区的留守儿童和城市流动儿童，创作了这部纪实作品。在四年的走访当中，袁凌感受最深的就是孩子们的寂寞无助。

《一个人的课堂》这篇文章里，袁凌写了广西蒙山县大瑶山里一个女孩的故事。

女孩父母都在广东佛山打工，班上只有她一个学生，其他小伙伴都被父母带到城里或辍学了。她出生在广东，四个月大时，妈妈将她送回老家，一个月之后又离开了。奶奶喂米糊让她活了下来。妹妹也是这样，出生才五六个月，妈妈就出门打工了。妈妈和爸爸忙于打工的原因是，妈妈患有地中海贫血症，需要挣钱治病，只靠爸爸一个人的工资，付不出她的药费连带一家的花销。

“女孩和妈妈隔膜到什么程度呢？母女俩几乎不讲话。因为语言不通。妈妈是佛山人，在这边又很少呆，不会这边的方言，女孩又听不懂妈妈的‘广普’。每次爸爸来电话，妈妈都绝少发声。”

袁凌对大瑶山的那条山沟印象特别深。“生活在那里的七八家人，妈妈全跑了，有的孩子的爸爸在外打工，家里留下一个小孩和老人。小孩就像没有父母的鸟儿一样无助。他们总是喜欢爬到树上眺望远方，也许是在盼望远方的父母。”

与孩子给人开朗活泼的印象不同，袁凌笔下的这些孩子都是寂静的。因为亲人或因生计所迫不在身边，或因受教育程度不高不知如何倾听，或因为孩子众多、家务繁多无暇顾及，所以渐渐地，孩子逐渐变得沉默，将自己的内心隐藏起来，无从说起也不知能与谁诉说。

当我们谈论95后、00后时，语境自然而然就将这些孩子排除之外。在袁凌看来，这些孩子的样态差异固然非常大。但从某个程度上来说，整个时代的环境对于他们都有影响。不管多么穷乡僻壤，孩子们只要能接触到手机，就无法脱离那种魔力，千方百计想要找个地方蹭WiFi玩一下，被资讯所控制。

“他们天然有区别吗？我觉得不是。时代不同，生长环境不同，他们的想法和外面的孩子一样，会说一些小大人的话，但那种早熟里又透露出极度的残缺。标签贴不贴意义不大，但后果是容易将环境带来的问题归为他们自身的问题，这是不对的。”

采访进行到中途，袁凌发现采过的都是偏远地区的孩子，不足够体现中国孩子的全貌，便决定再看看和父母随迁到城市的孩子。

“城市流动儿童的状况也不是那么好，”袁凌说。由于父母打工时间长，较少有休息日，这些孩子与父母相处的时间也很少，上学也只能就读办学条件简陋的打工子弟学校。袁凌参观过几所这样的学校，都是像仓库一样很逼仄的黑洞洞的教室。“毕业散伙的时候，老师发给学生的奖状，被他们随意扔在地上踩。告别时，弄了一些啤酒，大家散了以后，老教师就把那些空啤酒瓶子捡起来去卖废品。”

情感世界始终有一个无法缝补的破口

当留守或单亲的孩子长大，情感世界始终有一个无法缝补的破口，令他们无从拥有一份圆满的感情。张丹丹的研究显示，监狱内的留守儿童背景罪犯，结婚率明显低于农民工群体，尤其是暴力和抢劫犯要低一倍左右，绝大多数人成年后的情感都是支离破碎的。

袁凌写到一个名叫邓晖（化名）的犯人，特别容易感到自己遭遇到的不公平。犯人小组长责骂他一句，他就找机会用砖头砸了对方脑袋。袁凌见到他的时候，他胳膊上戴着“严管”的标记。邓晖似乎也从来没有放下过对前女友的敌意。两人相处时，他觉得什么都要顺着女友，这让他无法忍受，邓晖打过女友几次，孩子出生几个月后，两人分手，小孩送回家里由爷爷奶奶抚养。邓晖被抓前3个月，女友忽然打来电话说自己在老家养病，让邓晖给她寄2000元。这可能是一个求和的信号，邓晖则给出了一生中最“硬气”的回答：“你家里2000块找不到？我有钱也不寄给你。”邓晖回忆说，尽管在同居生活中他曾屡次动拳头，但“扪心自问，我没什么对不起她。”

人们通常关注的是那些极端案件，但在走访调查中，袁凌看到了很多司法无从介入的社会现象。在《生死课》里，袁凌写过从湘西乡下出来的留守少年通过情感操控软饭硬吃的故事。这行的“牛人”控制了十几个女孩，用挣来的钱买了奥迪。“有留守背景的女孩特别缺爱，对男孩有情感依赖。但是等她20多岁就觉醒了，所以他们控制的女孩子都是16岁到20来岁这个范围。”

“成长的缺失感是填不满的，当他慢慢长大，有了自我意识，缺失感就会变成被剥夺感，他们会去质问——凭什么是这样？如果这种缺失在他们的人格形成期得不到很好的纾解，有的可能发展成暴力人格、犯罪型人格，有的则是落下难以修复的创伤。”袁凌说。

袁凌也有过留守儿童的经历。四岁之前，父亲不在身边，小学阶段母亲又不在身边，十三四岁的时候，考到市区上学，父母都不在身边，一年只回家两次。采访过程中的很多时刻，袁凌看到了童年的自己。

“比如小孩的父亲很暴力，会让我想到自己的父亲。母亲不在了的孩子，也会让我想到自己早早去世的母亲。遇上有些敏感、早慧的孩子，我能够体会他们心里的那种难受。”

袁凌觉得自己始终摆脱不了童年留守的阴影。“我总觉得自己不会得到一个跟我的努力相匹配的评价，总觉得我不会轻易成功。别人很容易得到的成功，我要千辛万苦去换取。当我发现，我有一点机会可能会成功的时候，会非常的紧张。觉得戴一个什么样的帽子，穿一件什么样的衣服，都会影响这件事的成败。我知道这很可笑，但我就是会受影响。不安全感和低自我价值感，非常之强烈。”

关注他们，就是关注我们自己

很多媒体在讨论邯郸案件的时候，对于要不要引申去谈“留守儿童”的问题存在着顾虑，担心这样的讨论是否会污名化留守儿童群体——一个有着留守经历、单亲背景或是分离创伤的人，是否是需要防范的潜在的危险，甚至在婚恋市场上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对象？

“我看到一个数据，中国受人口流动影响的儿童有一点多个亿。不仅是农村打工者，城市精英白领因为工作变动、出国留学或者去别的城市工作，他们的孩子同样会遭受留守的困境。可以说，有分离创伤的孩子和成人，是不容忽视的一个主体，要把留守儿童的问题当成大多数人的问题去正视。他们，实际上几乎已经是我们自己。”袁凌说。

“996的白领，同样没有多少时间去跟孩子相处。我们小时候至少还有一点好，爸妈不在，但是院里大家还能一块玩玩，还有一些亲戚，但是现在这些条件也不具备了，人是原子化的个人，大院已经瓦解了。孩子就是一个个孤独的小超人，要去竞争，要去卷。这种情况下，孩子之间很容易变成一种竞争、敌对的关系。”

袁凌认为，留守经历的确给人生造成了沉重的负担，但带来的不一定全是负面的结果。这些孩子克服了困难，也收获了坚韧，或许比那些一生顺风顺水的孩子，对社会有更深刻的认知，正义感更强，或是内心更敏感。他有一位非常出色的律师朋友，就把强烈的不公平感，变成了事业的支撑。

从社会层面来说，则要去切实地减少、消除留守现象。“现在城市缺少劳动者，出生率又在下跌，很多幼儿园招不到孩子，那么扩大流动儿童入籍的机会，不仅能够满足进城务工者的需要，也能在一定程度解决生源危机。如果说我们只是在谈这个话题，却不去寻找解决之道，可能真的会造成留守儿童群体的污名化。”

袁凌

1973年生于陕西平利，单向街2019年度青年作家，《新京报》2017年度致敬作家，腾讯书院2015年度非虚构作家；出版作品《生死课》《我的九十九次死亡》《青苔不会消失》《世界》《寂静的孩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