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导演王超携新片《孔秀》回到家乡南京路演，并在先锋书店与作家韩东、曹寇、李黎，评论家何平等围绕文学与电影展开对谈。在王超看来，诗歌的断行恰如电影的蒙太奇手法，而电影最美的一刻，就是诗的一刻。
《孔秀》改编自作家张秀珍的半自传体小说《梦》。电影讲述了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女工孔秀与家庭的压迫、时代的束缚作斗争，在文学中找到自我，并最终成为一名作家的故事。影片获得第70届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奖。
上世纪60年代，王超出生于江苏南京。青年时期，王超常在南京大华电影院排队买票，至今他还对影院华丽而陈旧的立柱、半穹隆屋顶宽阔的前厅印象深刻。高中毕业后，王超成了一名工人，但他总觉得与工厂环境格格不入，郁闷之余，电影成为他的“梦工厂”，而诗歌则是“氧气罐”。
在创作中，王超发现自己越来越偏爱电影：“电影可以让我有想象的冲动，她时刻击打着我的卑微，让我在病中、在工厂的劳动中、在街头、在书店的闲逛中、在电影院门前的徘徊中，感到一种希望。1989年，我已清晰地看出我的诗其实是我想象中的电影。”由此一发不可收。
1991年，王超离开南京，去北京电影学院读夜大，在那里，他结识了庄松冽、贾樟柯等同伴。毕业后，王超开始担任陈凯歌的主要助手，参与了《风月》《荆轲刺秦王》等影片的拍摄工作。与此同时，他也没有间断小说的创作，先后发表了《南方》《去了西藏》《安阳婴儿》等作品。直到2001年，王超站在河南开封嘈杂的街头，拍摄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安阳婴儿》。
自那之后，凭借《日日夜夜》《江城夏日》等影片，王超成为中国第六代电影导演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执导的作品曾获得包括戛纳“一种关注”最佳影片在内的诸多国际荣誉。《孔秀》是王超的第九部作品，也是他第一次改编别人的小说。
选中这部小说，是因为书中呈现的人生际遇和时代背景，引发了王超的强烈共鸣，“原著小说中结实的生活细节、真实的生命印记，尤其是小说主人公在面对命运变迁时不气馁的精神，这些内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打动了我。”改编中，王超有意强化了孔秀如何以个人的力量和智慧，努力活出自我，真正与命运达成和解的过程。
在倡导“女性力量”的当下，追求自身梦想的女性叙事已不陌生，而将叙事背景转向上个世纪，折射个体沉浮与时代浪潮之间的关联，让电影显得更为厚重和开阔。王超表示：“作为一个男性导演，拍女性主义电影，更多的是带着人性和人权，带着启蒙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思想来考察和延展女性主义。”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姜斯佳 张垚仟/文 牛华新 张治纲/摄
重点不是苦难，而是如何处理和阐发苦难
读品：《孔秀》之前的八部电影都是根据您的小说和原创剧本改编。原著《梦》哪些地方打动了您，让您决定拍摄《孔秀》这部电影？
王超：这是我第一次改编别人的小说，也是第一次拍所谓“年代戏”，拍自己经历过的岁月和生命印记，所以在题材选择上很谨慎。原著小说《梦》是口述体、回忆录式的小说，属于非虚构类。小说主要讲述了上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的时代背景下，一位女性在两段婚姻生活中的煎熬和挣扎。原著小说中结实的生活细节、真实的生命印记，尤其是小说主人公在面对命运变迁时不气馁的精神，这些内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打动了我。小说中结实的私人的生命经验和真实的来源于生活内部本身的细节，也成为我对小说内容进行延展和再创作的基础。
拍成电影，首先是文学语言和电影语言的转换问题，如何将偏向于生活原型的普通人物形象塑造成饱满的文学形象或电影形象，塑造成一部文艺作品中精神升华的切口，是我更多考虑的事情。电影的后半部分——孔秀如何以个人的力量和智慧，努力活出自我，真正与命运达成和解，这一部分是小说中没有的，是我作为电影导演对人物形象建构性的再创作。
读品：《孔秀》的故事叙述采用时间先后顺序呈现了主人公孔秀人生中几个重要节点的生活现实，这种处理是否有向纪录片靠近的考量？
王超：原著小说从主人公小时候开始，按照时间顺序进行叙述。但我认为，电影不能拘泥于“生活是一条长河”似的流水账式的表达方式，要形成一种有意味的、有诗意的、有表达的变体，截取创作者认为有意义、有艺术价值、有思想倾向和探幽性的部分进行编年，留下切口和空白，给读者想象的余地，成为读者思考那个年代的一个机会。我不想把一部小说照搬上电影银幕，而是以小说为基础，阐发我对女性、对人性、对那个时代的梳理、打量和思考。
读品：拍摄这部电影，是否也与近年来女性主义题材的影视作品崛起这一趋势有关？您关注女性主义吗？
王超：我绝对支持目前的女性主义运动。我拍电影、写小说，也从事影评工作。我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关注女性主义，最早接触的女性主义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西方现代文学理论里面最重要的一支，这种批评理论不是拘泥或立足于性别之间区别的一种批评，批评的立足点是当今世界的构造是由男性话语来构造的这一事实，这种构造不是全面人性的表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并不只是为了伸张女性主义，而是为了重构世界的结构，关注的是人权和人性。作为一个男性导演，拍女性主义电影，更多的是带着人性和人权，带着启蒙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思想来考察和延展女性主义。
读品：豆瓣上关于《孔秀》的评论呈现出两极分化的状况：一部分肯定影片展现的女性力量，另一部分则认为这部电影里女性的苦难是男导演的想象。您如何回应这两种评论？
王超：这个问题恰恰不需要我回答。原著小说就是一位女作家的回忆录，“男导演的想象”这种说法显然站不住脚。原著呈现的内容就是如此，我没有编造孔秀的任何经历。我的重点在于如何处理和阐发苦难，而不是将孔秀置于“受害者”的位置来考量。
“一边治愈一边生存”
读品：您在本世纪初走上导演之路，如今已过去了二十余年。回顾这条道路，您如何评价电影创作环境的变化？如何评价当下国内电影创作的整体水平？
王超：国内电影创作的环境和水平真的变了。如果按照世界通行的商业电影的原则来写剧本、拍电影，在国内上映后依然会票房惨败。国内电影市场拍的并非是世界标准的商业电影，而是自己玩自己的，电影呈现小品化、综艺化的趋势，还出现了竖屏电影。这是属于国内环境的表达方式，与我曾经历的创作环境和创作氛围落差很大。我觉得自己有点跟不上这种“潮流”，我还是尽力拍自己认同的电影。
读品：这些年拍摄的作品中，最满意哪一部？二十多年来，电影创作理念上有什么转变？
王超：我的创作一直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关怀他者，比如《安阳婴儿》《江城夏日》《天国》《幻想曲》以及《孔秀》，这几部作品更结实，能与人类共通的情感形成共鸣。当然，不能总是一副知识分子的姿态，你有什么权利一直关注他人？自己的困惑解决了吗？另外几部电影《重来》《父子情》《寻找罗麦》是另一个方向——关注自我，表达自我的困惑、精神痛点或拐点。《日日夜夜》则在两个方向之间，显示出更独特的精神气质。
拍摄电影，就是一个不断产生问题、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人也处于不断生成的过程，创作的过程首先是治愈自我的过程，然后考虑如何一边治愈一边生存，这是一个很复杂的机制。
读品：对作品的票房有期待吗？
王超：没有特别大的期待。电影《孔秀》以公开渠道进入观众视野，剧组通过辛苦路演和少量排片，让想看这部电影、想与这部电影发生共鸣的观众看到，就可以了。我不希求泡沫式的观众，想看的观众会找到一切方式看到这部电影。还要求什么呢？
六十岁是创作生涯新的开始
读品：您是导演，也是作家。文学创作与电影创作是如何相互影响的？
王超：首先电影语言跟文学语言是不一样的，电影通过视觉和细节来支撑和推动剧情，小说可以通过情节和情绪带过某些部分。电影首先要被观众看到，然后才能打动观众。比如小说里写，孔秀的第一任丈夫每个周末都要到她的工人集体宿舍跟她过一夜，这是很寻常的事儿，但小说不会具体写那张床是什么样的、两个人挤不挤、挤的话想什么办法……电影不一样，电影里所有的内容都必须以视觉的方式呈现。我必须设想：睡觉时要在床边上搭两个条凳，条凳一定是不平整的，上面还要再垫上一块木板，使单人床至少宽松几厘米，这些都是必须想到的细节。
之前很难拉到投资，就想先把故事写成小说，小说发表以后，拿着杂志去找投资。现在有了一个想法，能迅速拉到投资，省掉了中间环节。但这其实是不好的倾向，写小说也是为了电影剧本更加深化，有机会我还是愿意写小说。
读品：哪些作家或导演对您的艺术实践产生了比较深的影响？
王超：很多。比如法国的布列松、瑞典的伯格曼、意大利的安东尼奥尼，这三位导演在电影方面带给我的影响是很大的。文学方面，我欣赏陀思妥耶夫斯基、雨果等带有悲悯精神，又能深度自我分析的作者。
读品：您的对谈活动上请了很多南京“他们”一派的作家，请谈谈您与南京作家圈的交往。
王超：我认为当代中国文学最好的部分还是诗歌——体制外、非主流的诗歌，这是一种“活”的文学。我是上世纪60年代的人，“他们”的文学趣味就是上世纪60年代的文学趣味。“他们”一派的生存状态是真实的，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也大致趋同。经常与“他们”这些好的诗人、作家在一块，能激活思想，保持存在或者思考当下的状态。
此前我与“他们”的交往其实并不深入，尽管我是南京人，但上世纪90年代我就去了北京，没有太多城市的概念，我更多生活在自己的理念中。上世纪80年代，我是文学青年，更是一个哲学青年、美学青年，哲学和美学对我的影响更深。
现在很多作家、诗人都六十岁左右，不管是群体还是个人，目前都急于总结自己，我在朋友圈或与朋友的交往中闻到了这种“总结”的气息。不过我主要是拍电影的，与文学界若即若离。写诗容易，成为职业诗人很难，我认识的很多诗人同时在杂志社或其他地方供职。电影不一样，电影是职业的创作岗位。不同的生存状态面对不同的世界，电影要处理很多问题：社会环境、资本、团队、市场等。导演不仅是创作者，同时还是组织者、制造者。我今年六十岁了，“人生六十一甲子”，下个六十我又从新的一岁开始，也是创作生涯新的开始，下个甲子是什么样，没有人知道。
王超
中国第六代电影导演、作家、编剧、制片人，主要电影作品有《安阳婴儿》《日日夜夜》《江城夏日》《重来》《天国》等。作品入围戛纳、多伦多、纽约、芝加哥等七十多个国际电影节，并荣获第五十九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最佳影片奖，南特三大洲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二十多个国际电影节奖项。小说作品《安阳婴儿》《南方》《天堂有爱》《去了西藏》《香格里拉》分别在中、法两国发表和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