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德赛虽然回来了，但真正的奥德赛已经死在了路上，回来的只是一具不中用的躯壳。”有评论家认为，这句话是打开索耳小说保险柜的钥匙。
索耳在广东湛江的县城徐闻长大，十七岁，他第一次离开家乡一路北上，去武汉、北京生活。多年后回到广州定居，索耳就像海上漂泊归来的奥德赛，看待故土的视角已经发生了某些永久性的转变。
回看这片中国大陆最南端的土地，索耳曾有一个“瘴气”的隐喻：“在口口相传中，‘瘴气’由山林沼泽发出的湿气、毒气和动物尸体腐烂后的霉气组成，笼罩在整个中国南方的大地上，令那些来自中原的流放士人闻之丧胆。它无疑也为那些精怪魍魉、奇闻轶事、祖先及神灵信仰披上了神秘的面纱。历史上，瘴气既作为北方外来者的阻隔，也是本地植物丰盈茂盛的养料——可以活得很边缘，但活得很鲜异、顽强。”
为了表达这种地域气质，索耳也想创作一种相应的文体，“它必有一种恒星的引力，足以把五花八门题材内容的东西吸进它的轨道里面”。在新近出版的《非亲非故》中，八篇小说从二十世纪初到千禧年，自由穿梭在真实岭南与异质空间。其中有卷入金山猪仔苦力贸易的外曾祖母一家、狂飙突进的“铀博士”、在宗族社会挣扎生存的表姐妹、失业十年的奥特曼皮套演员、自挪威归来的陌生远房亲戚，在省城反串梅艳芳的细叔……
在或怪诞或写实的故事里，索耳不断回望、反思故乡的文化基因、历史渊源与现实困境。“这个集子有一种比较强的形式感，通篇不分段、几乎一逗到底，是对‘标准语’的抵抗，希望构造一个独立又特别的语言空间，使读者有意无意地将自我填充进去。”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姜斯佳
与故乡那只“旱魃”较劲
读品：新书取名为《非亲非故》，似乎有脱离亲族关系、划清界线的意思。前不久，“为什么这届年轻人开始断亲”上了热搜，也许您会比较了解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
索耳：我一直觉得作品和人是要分开的，而中国人太讲“亲故”了，所以“非亲非故”作为题目或者这本书的名字，也算是故意为之的反叛吧。从《非亲非故》这个短篇开始，我打算尝试点新的表达，后来便写了一系列的小说，美学上比较统一，内容上多多少少跟城乡、亲故有点关系，所以用“非亲非故”来当书名，挺合理。
当然，书名的寓意还可以是：亲故之间也可能变成老死不相往来的陌生人，陌生人之间也可以成为至少表面上的亲人。“亲故”和“非亲非故”之间，两者是交融的、相互转化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我不太关注热搜，对“年轻人断亲”这个现象不是很了解，不过我猜想，当代文明给我们每个人以孤立、自足的幻觉，所以对前现代形成的那套伦理关系不感冒，似乎也是可解释的。
读品：《乡村博物馆》里，您把宗族、地域的集体无意识比喻为“旱魃”。后记中提到，从写得最早的《非亲非故》《乡村博物馆》，到写得最晚的《神游》《细叔鱿鱼辉》，小说的情感内蕴由最开始的反叛、抵抗，最终抵达某种和解。能具体谈谈这段心路历程吗？
索耳：“旱魃”其实很形象，因为我家乡虽然在亚热带，但受副热带高压影响，非常高温干旱缺水。我从小生活在那片热土上，十七岁才第一次出远门上学，后来又去了武汉、北京生活，因为我家乡的位置是大陆版图最南，所以从路线来看，还真是往北跑，越跑越远，像是家乡真有个旱魃一样，把我吓跑了。但其实我和家乡的关系还好，没那么决绝。反叛是物理距离的拉远，是观念上的不和，也是一种原始冲动。有时候确实得跳出来，隔着距离远眺，才能重新审视过往。所以审视完了，和解也是必然的。
和解不代表认同，只是你理解我，我理解你，保持和平，但还是各干各的。和解是先和自己的家庭和解，和代际和解，和所谓的传统和解。以前不理解父辈的一些选择，现在看，如果自己站在他当初的位置，未必能做得更好。乡土的那种传统，其存在的意义也是一方安慰剂；只要能让心灵安宁，什么方什么剂都行。
读品：在您称为“越过现实五厘米”的几篇作品里，无论是一心制造纯铀的“小男孩”、还是张牯等三人心中的乡村博物馆、吴镰苦苦追寻的那个电台中的女声，每个故事的主人公都有某种执念，为什么会这样设置？
索耳：也许这些执念是我个人的执念。有段时间我住在北京五环外，到王府井附近上班，中间要转两趟公交、三趟地铁，通勤一趟要近两个小时，那时什么也记不得，只记得车厢底部的轮轨隆隆摩擦的声音，响了万千次后，时间就这么过去了。当时我在车上问自己同一个问题，但都没有答案。这些小说多数写于那个时候。写小说是一种回答，或是一种转移。在虚构中，我把暗能量传出去了。我欠自己一个问题：当时故意从城区搬出来住在郊外，我就能远离中心的漩涡了吗？其实不是，在中心的漩涡之外，有更多的漩涡是躲在暗处的。我似乎一直爱跟某些东西较劲，它或许不可见、不存在，是我构想出来的。这可能也是我迷恋彼得·魏斯“在运动中抵抗”这个概念的缘故。
关注暗角里流散的人
读品：您在创作中，以文学人类学的视野拆解和重构粤西。其实很多北方读者对闽粤地区的历史文化是相对比较陌生的，想请您介绍下，身处其中的具体感受和记忆是怎样的？
索耳：闽粤人对“传统”或者说“非现实”的迷恋融入日常生活里，比如去年我去梅州的一个社区，发现每户人家的屋角都会放一个泰山石敢当，是为了相互之间挡煞。这也许对北方朋友来说挺不可思议的吧。那些所谓的传统的东西，北方不是没有，只是在历史进程中渐渐被消除掉了。而在闽粤这个地方，历史上都是中原流民的收容地。闽北、闽东、闽南各自有很大差别，有的向南流动，在广东也形成了多种民系。所以我设想，这些不同的族群在这边流徙，最后共存下来，形成各自的文化边界，而这个过程恰好就是要不断向后代强调自家的传统。强调传统就是为了保全自身。去年我去看过客家围屋，占地几亩的都有，一栋屋几十间房，好几代人都住在里面，一直不分家，难以想象他们如何忍受大家庭内部的矛盾。但血缘超越一切，围屋就像城堡一样，既是抵御流寇，也是抵御外人。我注意到每个房间里都有一个近乎完美的窥视孔，能清楚地从各个角度看清外面发生了什么。对外部保持警惕，讲“同声同气”，大概就是这些传统顽固存在的成因吧。
读品：您曾经参与过追随侨民流动史的走读项目，自己也做过很多相关的调查和采访。为什么会对这个领域感兴趣？走读和采访的过程中，有什么难忘的经历可以分享吗？
索耳：兴趣可能是源自2019年去马来西亚的旅行，那是初次那么直接感受到海外离散文化，加上那边基本上也是闽粤文化，新奇和陌生又加上了一层亲切。在吉隆坡随便走着走着，就会看到一个偌大的关帝庙杵在那里，周围都是现代街道和建筑，那庙香火还很旺盛，门前还贴着简体字写的流年吉凶红纸。那给我感觉就像，一个司空见惯的行道树上结了奇异的果实。从那边回来后，我就隐隐有个构思，想写一个长的东西。接下来都是在做准备，包括调查或者走访。
人都是在流动的，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跨省还是跨洋，流动的大部分原因都是为了揾食（粤语：讨生计），就像过去有很多两广地区的渔民去越南，变成了侨民。那些流散的人，从大陆投射出去的文化，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或者说，是我们所处时空体的一部分，只是他们在暗角里，容易寂灭而已。所以他们需要被关注和诉说。历史本身就有很多面向，有国体史的，也有区域史、个人史、物质史、流动史的，主要在于你愿意用什么视角来看。
我记得2021年在江门的一条侨村里，那里很多户人家都有自己的家庭博物馆，还保管得特别完整。主人很热情招呼你进去参观，亲自讲解，展示金山箱、侨刊。侨刊就是给国外打工的人看的，里面写的都是乡里鸡毛蒜皮的事情，虽然琐碎无味，但对漂泊异乡的人来说，这些都是他们和故乡的联系。后来我读张纯如《美国华人史》，里面提到旧金山的洗衣劳工是如何每周工作八十个小时，也要抽时间认真写信并寄钱回去，这是怎样的一种连接啊。这也唤醒我身体上某种和乡土的连接。但我知道，现在这种连接已经几乎不能复现了。
方言写作的“炼金术”
读品：在您的作品中，对地域和方言的关注是一个反复出现的话题。据说您的家乡湛江是广东省内方言最为复杂的地区之一，这种复杂的语言环境如何影响了您的思维方式、以及您写作时的构思与表达？
索耳：其实我觉得自己有些语言困难症。读高中时，我寄宿在学校里，宿舍有十二个人，操着四五种不同的方言，一种方言则是一个团体。当时班上有一位女同学，会同时说好几种话，无缝切换。我亲眼见识到她是如何轻松跟不同的人、不同的团体打交道的，心里可羡慕了。很难说我现在的语言困难是否源于当时的自卑。我觉得我的思维和写作上也是存在困难的，我知道自己不是属于“宣泄派”，一个月写几十万字那种，而是写的时候先预设好一百种表达的路径，最终左挑右挑，挑中自己觉得最合适的那种。
闽语、粤语或吴语相互之间沟通的困难程度比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之间更甚。用方言写作，无外乎一个调配浓度的问题，这时候写作更像是化学制剂。这个过程会有一些奇妙的收获，会碰撞出新的东西，或者说，是一种洋泾浜，但你努力使它往好的方向而去。比如，我会发现家乡话和文言文有很高的相性。我们管夜晚叫“暗暝”，挺有诗意的，形容人高叫“高厦厦”，很形象吧！粤语里形容轻，叫“轻蚊蚊”，也很合理，这些都是跨越语言边界的共通经验。这也是语言炼金的过程中所要达到的。
读品：您的小说有很鲜明的文体特色：句号用得很少，长句子很多，不怎么分段。您在某次访谈中说，这样的文体形式是为了表达对北方官话、本土化语言一统性的某种反抗。除了形式层面的意图之外，这种“不分段主义”是否也与故事的内容表达相关？
索耳：我不太喜欢把形式和内容一分为二。当段落不分、句子变长之后，整个叙事逻辑都发生了变化，我不再考虑那些临时中止的、留白的美，而是要在思维的瀑布中尽可能完整、周密地完成整个故事。故事变成一匹马，我提着鞭，催赶故事往前跑，直至目的地。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失去一些东西，但得到的东西很珍贵。我考虑更多的是“连接”，比如场景和场景之间、人和人之间、人和情节之间、心理和实在之间，试图让这些“连接”变得合理而不突兀，或者说，更接近柏格森式的“绵延”——“未来将去的在膨胀，而过去自动保存自己”。语句之间是有交接棒的，一句递出去，接下来的一句必带有前者的余温。
索耳
生于1992年，现居广州。编过杂志，做过媒体，策过展。出版有长篇小说《伐木之夜》、中短篇小说集《非亲非故》。小说另见刊于《收获》《人民文学》《十月》《单读》《T中文》《spittoon》等。曾获香港青年文学奖、钟山之星文学奖、泼先生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