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斌英文原名妮基·哈曼(Nicky Harman)。20世纪60年代末,她在英国利兹大学选读中文专业,从此与中文结缘。
作为中译英专职翻译家,韩斌的译作语言精准优美,力求最大程度再现作者的写作风格,深得中国作家和英美出版人的信任。通过她的译作,很多西方读者认识了韩东、贾平凹、严歌苓等中国当代作家,进一步对中国文学产生了兴趣。
韩斌不仅醉心翻译中国文学近二十载,也是非营利组织“纸托邦”的创始人之一,多年来致力于推广中国当代文学。
为了翻译,韩斌经常来中国,在作家苏童口中,她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作家韩东则说:“她不仅是我的译者,更是我的读者和知己。”
因为翻译贾平凹的短篇小说《倒流河》,韩斌曾在2013年获得中国国际翻译大赛一等奖。2020年,她又获得了中国出版业面向海外设立的最高奖项——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
虽然起步晚,但韩斌一直将翻译、推广中国文学视为毕生的事业,也是她终身热情所在。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姜斯佳 白雁/文
牛华新 刘畅/摄
因丝绸之路结缘中国
谈到自己最初接触中国文学的机缘,韩斌常用“倒走丝路”来形容——古代的中国商人顺着丝绸之路走向西方,而两位从英国出发走上丝路的传教士,则把中国的故事带到了年少的韩斌面前。
20世纪40年代,英国传教士盖群英(Mildred Cable)和冯贵石(Francesca French)到中国传教之后回到英国,写下了在丝路、在中国游历的所见所闻。几年后,在同一国度的另一个地方,14岁的韩斌因病卧床两个多月,机缘巧合下接触到了这些故事,由此对丝路尽头那个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选择大学专业时,韩斌的叔叔鼓励她“世界的未来在中国”,于是她选读了利兹大学的中文专业。
大学毕业后的几十年间,韩斌做过许多工作,但都与中文或翻译无关。直到1998年,韩斌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遇到了学者赵毅衡,他邀请韩斌将他的妻子、作家虹影的小说《K》翻译成英文。“我想我非常幸运,有虹影和她的丈夫赵毅衡作为我的导师。这是一次很棒的翻译经历,他会批阅每一章内容,然后反馈给我。书中的故事很精彩,作为我的第一次翻译体验也让我获益良多。”《K》的英译本出版后,韩斌意识到,翻译是自己热爱并愿意终身投入的事业:“我并不想写自己的故事。我喜欢翻译,喜欢中文,喜欢英文。如何把这两种热爱结合起来?那就是翻译。有太多好东西可以翻译。”
后来,韩斌和丈夫到中国旅行,在南京,有朋友把韩东介绍给她认识。读过韩东的《扎根》,韩斌非常喜欢,花了很长时间翻译,并想方设法在美国找到了出版商。此后,她又翻译了上海学者曹锦清的中国农村社会研究著作《黄河边的中国》、严歌苓的历史小说《金陵十三钗》、海外作家张翎50万字的巨作《金山》,等等。对中国新一代青年作家,韩斌也不陌生,翻译了不少诸如陈希我、棉棉、安妮宝贝、梓人的作品,还通过类似《天南》这样的纯文学杂志,翻译了巫昂、颜歌等新锐作家的作品。
“她仍保持着那种‘不是在书房,就是在路上’的西方知识分子的阅读传统。我每次见到她,她的书包里总是塞满了沉甸甸的书。”谈到韩斌,作家王梆总是想起这位朋友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真挚热情,“记得我曾向她推荐青年作家彭剑斌的小说《我去钱德勒威尔参加舞会》,望着她那鼓胀的书包,想到这些书在她那纤薄肩膀上的重量和她在寒夜中踽踽而行的身影,我略有迟疑,但仍满怀希望地将书呈上。她高兴地接过书,翻阅起来,微笑着,嘴角带出两行向上滑行的优美弧线。我知道很多资历高深的人,在不断的推荐场合中,久而久之便会长出与英式礼貌完美配合的冷酷上唇,接过书之后,往往把书往兜里一搁,就患上了遗忘症。但是我相信Nicky不是这样的人,两个月以后,当我问及彭剑斌小说的读后感时,她很认真地告诉了我她的看法。”
文化差异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现
作为中文和英文之间的“摆渡人”,韩斌在翻译时难免会碰到种种文化差异的暗礁险滩。在韩斌看来,最难翻译的是人物对话,对话必须要翻译得自然流畅,听起来就像现实中的人会说出来的一样。韩斌发现中文作家和英文作家在表达上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中国作家更倾向于通过肢体语言来表达内心情感,而西方作家会直接描述个人感受。”比如中国作家描写人物“翻白眼”,这个动作体现了人物的情感,但在英语里不具有任何含义,只是一个单纯的动作。在翻译的过程中,韩斌需要把动作中蕴含的情感解释出来,“不耐烦地翻白眼”“生气地翻白眼”,这样西方读者才能理解。
翻译作品中的方言也是个难题。在英格兰东北部、苏格兰和爱尔兰之外的英国大部分地区,人们日常使用的英语中很少有方言留存,韩斌本人说的就是标准的BBC英语。而中文方言也不能简单地转换为某地的英文方言,这会对读者造成干扰,让他们误以为书中的人物生活在英国某地而不是中国。韩斌能做的,只有尽可能将这些方言转化为生动、“大白话”的表述。这个过程中不无遗憾,很多时候通常只能保留方言字面的含义,而其后的地域特色、文化属性、生动性和趣味性很难翻译成另一种语言。
每次翻译遇到看不懂的地方,韩斌会先用互联网搜索。如果网上没有答案,她就收集好问题,在完成系统研究后向作者询问。翻译小说《高兴》时,韩斌问作者贾平凹:“书里农民做饭用的灶具是什么?”这种灶具看上去可以从屋里搬到屋外做饭用,但在英国很难找到。贾平凹直接发给她一幅自己画的示意图,韩斌才理解煤球炉的构造:“原来是一个中空的油桶,顶部挖了一个洞放锅,侧面挖的洞用来放木头和煤炭生火。”
还有一些时候,韩斌会直接实地考察,从1974年开始,她几乎每年都要来中国一趟。多年来,她不断感受到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自1974年以来,中国为海外游客展示出如此多、如此大的变化。我在中国现在遇到的很多人甚至都不是1974年之前出生的,我可能比他们更了解那个时代。中国一直在变,这就是我必须不断回来的原因。”
考察之余,韩斌会被介绍给很多作家,收到许多赠书。接着她会做出选择,判断哪些书在英国具有出版的可能性。在韩斌看来,要想让中国故事被世界听到,需要西方出版社更加了解中国,中国出版社更懂得西方读者,因为文化差异有时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现。比如,中国文学有中篇小说的传统,英国出版社则很少出版中篇小说。很多中国小说的篇幅非常长,而一些英国出版商出于成本考虑,一般不愿意出版篇幅太长的书。“双方对彼此了解得越多,互动就会越顺畅,也就会有更多的中文作品被翻译成英文,并得到更多西方读者的喜爱。这是一个逐步增进理解的过程。”韩斌始终认为,译者应该担任出版商和中国作家之间的重要媒介,把好的作品引荐给更多读者。
展现中国生活和中国文化的多样性
翻译之余,韩斌也非常关注中译英作品每年发生的变化。自2012年起,“纸托邦”每年都会发布年度翻译清单,盘点该年被翻译成英文的中文作品。近十年内,中译英整体翻译数量越来越多,儿童文学和诗集的翻译数量也有所增长。
近年来,因为参与了“江苏文学名家名作外译项目”,韩斌开始尝试翻译此前未接触过的儿童文学和非小说的系列讲座,比如黄蓓佳的《我要做好孩子》《野蜂飞舞》和毕飞宇的《小说课》。“我觉得黄蓓佳的儿童文学写得很漂亮,尤其是她的《野蜂飞舞》是一本非常好的书,讲述了孩子们在战争中成长的普遍经历。我想给我遇到的每一个12岁或13岁的孩子买这本书。毕飞宇有点超出我的经验,但一旦开始翻译,我就觉得充满趣味。我几乎可以听到他的声音,就好像他是在演讲厅里对着我说话一样,他的写作方式非常生动。”
在盘点每年被翻译成英文的中国作家的数量时,韩斌还发现女性作家的占比相当低。“我真的认为我们应该推广像林白、翟永明、鲁敏这样的女作家。有那么多优秀的女作家,我要支持她们。”最近,她刚刚翻译了鲁敏的《金色河流》,又与另一位译者汪海岚合作翻译了鲁敏的《六人晚餐》。“仅仅翻译这些作品是不够的,我还需要知道读者是如何接受它们的。我总是关注评论,并尽我所能去推广它们。”
另一方面,韩斌长期坚持帮助、支持年轻的中文译者。她曾在帝国理工学院教授汉语翻译,并推动该校设立翻译理论学硕士学位。担任英国文学翻译协会主席期间,她也热心扶掖新秀。“当我刚开始译介中国文学作品的时候,在英国除了我只有两个中文译者。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进入这个领域,他们才是未来。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现在的翻译都比以前好多了,这很好。”
谈到中国文学翻译的重要性,韩斌说:“翻译能为读者打开一扇窗户,把他们带到新的地方,向他们介绍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翻译的乐趣之一在于,它展现了中国生活和中国文化的多样性。”
■对话
韩斌
(Nicky Harman)
英国著名翻译家、汉学家,英国翻译协会联合主席。主要翻译作品有韩东的《扎根》、黄蓓佳的《我要做好孩子》、鲁敏的《六人晚餐》、贾平凹的《高兴》等。“纸托邦”平台联合创办人,定期翻译并发表中文短篇小说和诗歌,向英文读者介绍中国文学。
读品:长期翻译中国文学,想必您在自己的脑海中有一个“想象的中国”,当您一次次实际来到中国之后,感受有什么不同?
韩斌:我可以给出一个很简单的答案:每次我来到中国,中国的城市规模都变得越来越大。有时候你甚至感觉不能过马路,因为距离马路的另一边太远了。南京的城市规模也很大,而且处处是绿色,我很喜欢绿色,还有很多设计得很漂亮的书店。中国还有许多地方值得我去探索。
读品:您平时如何安排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日程?
韩斌:我尽量让翻译工作不超过半天时间,尽量不从9点翻译到下午5点,那会让我精疲力竭。一般我会在上午翻译,下午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可能是回复邮件或者阅读,也有可能是出去做其他事情。我有家人要照顾,有孙子、孙女要照顾。我还会做很多体育锻炼,例如跑步、出去散步,这会让我保持头脑清醒。
读品:翻译工作之余,您会读什么书?
韩斌:我确实喜欢历史,我特别喜欢一个叫玛丽·比尔德的女教授,她写罗马历史,我正在读她写的一本大部头的书。除此之外,我认为我的文学品位非常差(笑),因为当我翻译一整天之后,我已经筋疲力尽了,我想要一些容易读的东西,比如侦探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