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刀

苏湖熟，天下足。历史上的江南素有“鱼米之乡”美誉。然而，在以“江南历史研究为志业”的史学家范金民看来，这句谚语并不能真切地反映明清江南商业繁荣的内在成因，因为“到了明清时期，江南在人均田地日益下降，边际报酬日益递减的情形下，仍是全国最为重要的经济区，直到太平天国战争，江南始终走在全国经济的前列”。

本书中，范金民紧扣“明清江南商业为什么能行”的疑问，搜集了档案、文集笔记、地方志书、碑刻谱牒、专业类要中的大量一手史料，从江南商品的生产、流通、市场、商人商帮及其组织，以及商业兴盛与江南社会经济的相互关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出发，对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进行全方位且系统性的研究，呈现了明清江南商业繁华的景象，揭示了商业兴盛的密码。书中所列观点切中肯綮，令人信服。

历史上的江南粮食生产曾经占据重要地位，随着人口的增长，人均耕地面积大幅减少。但这是不是如一些学者所言，人均耕地面积减少成为经济作物种植走强和手工业快速发展的动因呢？

范金民并不这么认为，他以江南近邻安徽徽州，江西南昌、南康、建昌、抚州、吉安、袁州等地予以反证。相较于江南，这些地方人均耕地面积更少，但都未见经济作物种植的繁盛，也“未见有农家商品生产的盛况”。而无论从人均耕地面积、税收还是粮食贸易出入量看，明清江南粮食在全国地位正在下降，包括粮食在内的商品流通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事实上，江南有着无可比拟的区位优势，比如水上交通。江南水网密布，除了著名的大运河，还有长江、淮河等水系，后期海运更是发展迅速。

在近代经济学家看来，城镇化是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标志。范金民调查发现，“明清时期江南经济发展的特点，最明显的可能就是商品化和城镇化。商品化必须带来城镇化，而城镇化推动促进着商品化。乡镇手工业的持续发展导致了江南商业的繁荣，而商业的繁荣又不断地推进着江南城镇化的步伐”。

随着城镇化的加速，各色市场如雨后春笋般迅速诞生。明清江南既有全国中心市场、区域中心市场、地方专业市场，还有遍布江南农村的乡村小市场，以及各地名目繁多的庙会和集市。除了商品市场，还有劳动力市场、货币市场。

“江南市场既自成体系，又成为全国各区域市场中的一个重要市场”。各色市场相互渗透，相互补益。中小市场像一根根毛细血管，深入到乡村的每一个角落。中小市场的商品如涓涓细流，汇聚到更大市场。而大型市场则扮演了国内区域流通乃至海外交易的龙头角色，商品几乎辐射全国，还有东南亚，甚至因为丝绸贸易，对南美白银流动产生重要影响。

在商业走强的作用下，社会分工愈加细密。这种分工不仅体现在专业性上，还表现在商品流通环节的细化上，比如运输线路、工具，以及储存场所。还如，“各行各业中都活跃着介绍业务、代为交易、联系组织生产甚至代交税款的经济牙人势力，商业服务者有着配套设施”。

需要说明一点的是，长期以来，中国文人对物质持排斥与鄙弃之态，但在商品经济时代，物质的交换才能产生利润，需求则制造市场。便利的交通区位优势，至多只是明清江南商业发展的硬件之一，真正能够促进江南地区对商品发展的热情，还在于物质生活的改善给他们带来的获得感。

学者巫仁恕在《奢侈的女人：明清时期江南妇女的消费文化》（商务印书馆2016年8月版）一书中，曾聚焦明清江南妇女：这些妇女在衣着、饮食、出行等方面极力模仿“官太太”。虽官府多次针对性颁发禁令，试图扭转“世风日下”现状，但收效甚微。巫仁恕还发现一个有趣现象，即衣着更为开放的风月场所女性居然渐渐成为社会女性模仿的对象，虽然许多时候她们为社会女性所不齿。江南妇女率先开化，对物质的迷恋，只是江南民众消费观念变迁的一角。

当然，明清江南商业繁荣的内因是多方面的，是多种力量相互作用和博弈的结果，这其实也是近代市场经济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