售卖“柱子票”并非不可以，但一该尊重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二该合理定价，三该买退自由

6月20日，梁静茹演唱会“柱子票”案一审宣判。法院认为，主办方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判决主办方根据不同的票价，采用阶梯式的退票比例，按单张票价420元、650元、910元的标准退还原告票款。其中对于原票价1299元的，被告应退还票款910元（占比约70%），这也是该系列案件判决中的最高退票比例。

有人说这是维权者的一次胜利，然而，这样的胜利可谓“惨胜”。

该系列案件共有9名原告，他们均为2023年5月的梁静茹演唱会观众，因演唱会中几乎全程被承重柱遮挡视野，且事中事后和主办方就赔偿问题未达成一致，他们将演唱会主办方诉至法庭。历时一年多才有一个初步结果，不可谓不艰辛，不可谓不费神。假如主办方不服，进行上诉，那么该案势必进入一个“漫长的季节”。

维权者为的是个理儿，并不只是为了票款，因此无论从法治意义还是道义上而言，等待都是有意义的，但是于个体而言，为之付出较高的维权成本，甚至陷入身心俱疲的情境中，这份“痛并快乐着”的体验，并不是谁都可以完成的。

有意思的是，去年10月有网友爆料称，看梁静茹演唱会也遇到了“柱子票”。近年来，“柱子票”频频出现在公众视野，和演唱会“如影随形”，成为一种带着痛感的关键词。

去年，中国之声曾报道，因为观看视角被严重遮挡，几百名观众加入维权群，希望主办方能够给出合理的解决方案。他们建的维权群，已经发展到700多个人。他们的声势越大，越说明解决问题的难度之大。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买到“柱子票”，且退票、索赔难，这已经违背了契约精神，多位律师指明了这一点。中消协也曾点名批评演唱会退票难、“柱子票”等问题，直指退票难成行业普遍问题。

“柱子票”惹消费者伤心，本就是主办方工作不负责任、贪婪取利的结果。售卖“柱子票”并非不可以，但一该尊重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二该合理定价，三该买退自由。然而，面对密集批评，相关方面往往无动于衷，“我自岿然不动”，令消费者气恼不已。

难道“柱子票”的尽头只能是“庭上见”？真若如此，公共资源的浪费将是可以想见的。

因此，在为打赢官司的维权者感到高兴之余，不能不反思：打官司并非万能之策，也不该是唯一的路径，如何针对乱象加强源头治理、系统监管，有力保护消费者权益？

对此，中消协给出的建议具有可行性：相关主管部门加强对演出票务市场的监管，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演出票务监管服务平台，实时监控演出票的来源和流向，推动演出票务交易公开透明。

“柱子票”并非不治之症。当座位规划合理化、购票透明化、退票简易化、监管常态化，消费和维权随之进入“坦途”模式，何来“柱子票”之忧？又何来“退不了”之烦？

现代快报/现代+首席评论员 戴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