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刀

洪武元年，朱元璋发布谕令，“诏衣冠如唐制”。洪武三年，礼部进一步细化，“今国家承元之后，取法周汉唐宋，服色所尚，赤色为宜”。单从法理角度理解，明朝对蒙元服饰似乎没有继承关系。

然而，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罗玮钩沉索隐，在本书中详细展示了上百幅各类元明服饰的高清图像史料，证明元朝时期，蒙古族具有鲜明北方游牧民族特色的服饰式样，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服饰行用状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并且蒙古服饰并没有随着元王朝的崩溃而在汉地销声匿迹，相反却以不同形式继续在明代社会中广泛传播流用，其影响甚至还延伸到了清代，并在几个世纪的中国社会文化层面产生了一定影响。

蒙元服饰在汉地的推广普及，必离不开权力审美的示范效应。随着元朝的建立，“虽然元朝对汉族民众服饰的政策总体上是比较宽松的，甚至冕服公服式样多仿效唐宋制度；但在掌握政治权力的蒙古贵族统治下经过一个世纪的漫长时间，南北汉族人民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上层的影响，沾染些所谓的‘胡风胡俗’”。率先作出改变的往往是那些士大夫。经过岁月洗礼，士大夫衣着慢慢向蒙古习惯靠拢，以此冀望获得政治前途。

蒙元服饰在汉地的渗透，并不全然依赖高压和权力示范，其本身也有某些优势。除了劳动便利因素的选择外，“蒙元时代的很多史料披露出蒙古服饰行用的一大特点是没有等级、社会通用”。对于渴望缩小等级差距的中下层民众而言，蒙元服饰或许是一个不错的载体。

当然，汉地对蒙元服饰的接受并不是全盘照收，常常会结合实际予以适当改造，比如答忽。罗玮指出，汉地穿的绵搭襻、绵团袄、绣衲袄，“实际上与蒙古族的答忽名异而实同，是中原特定环境中产生的以棉为材料的汉式答忽。这说明原本以毛皮为材料的蒙古答忽，在汉地结合了农耕地区的特点，产生了新的式样”。中原不像蒙古毛皮材料充盈，但也有自身优势，那就是棉织较多，相对毛皮价格更为经济。

明朝建立后，虽然明太祖努力想割断与元朝的文化联系，但有的服装已经在汉地流传开来并深入人心，禁无可禁。不过，这难不倒官员的智慧。如他们“论述瓜皮帽起源时，大多援引明人旧说，认为其为明太祖所创。这种把某一历史事物的创造发明归结为某些杰出人物是中国古代历史书写中十分常见的叙述模式”。另一方面，为给那些由蒙元流传于中原的服装寻找法理正统性，“明代士大夫对蒙元样式的服饰赋予了新的‘起源’，直接攀附上宋制甚至唐制”。

明朝对蒙元某些服饰的继承有时会采取适当的改造策略。蒙元辫线袄并没有随着元朝的崩塌而淡出汉地，甚至成为明朝宫廷仪卫制服，不过，此时他们给这种制服安上新的别名。辫线袄因“密密打作细折”“其华丽而又适合骑马的袍服特点，引起了明代社会上层极大的注意”。于是，他们对这种服装进行了本土化改造，并最终形成曳撒和褶子衣。有的改造“登峰造极”，如蒙元的云肩不仅为明朝所保留，“甚至影响到明朝皇室类最高级的汉族服装，进而出现了明代的‘云肩龙袍’”。

虽然有禁令在先，但明朝对蒙元服饰的继承是贯穿于各个阶层，包括云肩、辫线袄、瓜皮帽、质孙服、直檐大帽、卷檐帽和板巾等。也就是说，蒙元服饰的“顽强生命力”一部分来自于士大夫的示范，另一部分则来自于民间的行用体验。

本书梳理了大量史料，但也有一些问题悬而未决。在长期历史分分合合的交融中，蒙元服饰不可避免会受到各种文化的渗透影响，那么，蒙元服饰的更早源头又是什么呢？蒙元初立时，对唐宋服饰有所仿效，到底是哪些仿效,本书未见阐述。如此，明朝士大夫以承唐宋之制而选择性接纳蒙元服饰似乎也非空穴来风。再者，如果我们换种角度看，中原民族文化对北方游牧文化服装的认可，更像是一种文明包容消化吸纳的润物细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