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郁

按照文学的某种原则，一个作家只有在去世之后，他的作品才算真正完成，对他写作的评判才真正开始。当然，这其中也会有不少意外情况出现，比如马尔克斯的遗作去世多年后才问世；门罗去世后，女儿揭露被继父性侵，但门罗一直保持沉默的丑闻，这些都会改变我们对其文学作品的评价。相对而言，昆德拉2023年7月去世后，保持了一个作家的尊严，没有八卦，没有丑闻，只有留下关于作品的评论自身，真正做到了他所说的——真正的小说家，不应该谈论自己。所以，就算后续有关于他的零零散散的东西出版，也都是对他一生和文学生涯的增补，不会改变我们对他基本的判断。去年译文社就曾出版了昆德拉的一本小书《一个被劫持的西方或中欧的悲剧》，是他早年发表的两篇文章，加上刚刚出版的《不解之词》，同样也是他的旧文新发，都是对昆德拉文学生涯的锦上添花的补充。

《不解之词》中收录了两篇文章，第一篇《八十九个词》发表于1985年，另外一篇《布拉格，消失的诗》发表于1980年。这两篇文章都有很强的私人性，其中《八十九个词》曾在《小说中的艺术》中以单独的章节出现，但是删除了大约三分之一的内容，我做了详细的对比，很多词条的写法上也有不同。《布拉格，消失的诗》，是对布拉格文化和小国文化的精确描绘，这篇文章对卡夫卡、哈谢克、恰佩克这些扎根在布拉格文化土壤中的作家进行了分析，让我们领略到了一个小国的本土作家为何可以成为世界文坛的偶像。

了解昆德拉一生的人大概都知道，他为何对布拉格精神和中欧进行不遗余力的宣传。严格来说，自从他1972年离开自己的国家，1981年加入到法国国籍开始，他就是一个法国作家。但是对一个自小浸润在布拉格文化，用捷克语写作的作家而言，这种转变是非常困难的。尽管昆德拉曾经为自己辩护说，作家并非单一语言的囚徒，但使用法语写作，对他来说是个非常大的考验。

《八十九个词》的写作最早就是靠对翻译的吐槽而完成的。在开篇时，昆德拉讲述了他的作品在不同国家的翻译情况，与其说是翻译，倒不如说重写或者删改，有的译者连基本的语言都不会，却相信用爱发电可以准确翻译。包括最早的中译本，是韩少功翻译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也是删节版，同时也是从英文版转译而来。

我们都知道《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是他最畅销的作品，但是某种程度上，这是一本法语小说。尽管昆德拉用捷克语写作，但是他也会怀疑他的这些原版小说还有多少读者，除了移民，图书馆以及翻译的译者，大概真正的读者寥寥无几。因此他才痛下决心，将所有的作品翻译成法语，之后的作品也尽量用法语写作。我们大概可以想到，昆德拉后期作品越来越短，越来越简洁，是因为他用法语写作的缘故。

在书中的第二篇《布拉格，消失的诗》中，昆德拉也因此想到了一个小国的文化和语言，谈到了大国对小国的傲慢。哪怕卡夫卡成为世界文坛的偶像，人们研究布拉格和卡夫卡的关系时，依然对捷克文化一无所知，哪怕结构主义思潮影响了学界，但是人们对这一思潮的奠基者扬·穆卡洛夫斯基一无所知，因为他是布拉格人，他的著作是用捷克语写成的。所以，昆德拉指出了：“我常常想到，在人们已知的欧洲文化之下，还隐藏着另一种未知的文化，即使用奇怪语言的小国的文化，波兰人、捷克人、加泰罗尼亚人、丹麦人的文化。人们假设，小国必定是大国的效仿者。这是一种错觉。它们之间甚至非常不同。一个小国的视野与一个大国的视野是不同的。小国的欧洲是另一个欧洲，它具有另一种目光，它的思想经常与大国的欧洲背道而驰。”

因此，像卡夫卡、哈谢克、恰佩克，包括写作这篇文章的昆德拉等，这些享誉世界的作家产生在布拉格不是偶然现象，那是“另一个欧洲”。他们拥有小国的世界观，小人物的视野，小民族的历史，因此他们不会认同大写的历史，不会去寻找宏大的叙事。正如昆德拉的众多小说一样，在大写的历史背面，他总是书写那些对大历史充满了质疑的小人物，正如《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男主托马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