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郁

在美国历史上有很多次的经济危机，或者经济恐慌时期，但是只有1929年的经济危机被称为经济大萧条。与这种大萧条相关的，并不是在所有的领域都是破败的景象，在文化和艺术领域，经济萧条反而催生了一种反常的繁荣景象，创造出了富有大众想象力的艺术作品和充满活力的文化，用文化历史学家莫里斯·迪克斯坦的话总结就是，“大萧条同时又是一个在无望的经济苦难背景下的文化极度繁荣的时代。这场危机激发了美国的社会想象，促使人们对普通人如何生活、受苦、相助相依，又如何忍耐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从这个角度出发，迪克斯坦写了一本书叫《在黑暗中舞蹈：美国大萧条文化史》，他集中考察了那个时期发表的文学、上映的电影、流行的音乐、绘画、摄影等领域的发展情况，探讨了大萧条时期经济的崩溃与文化的繁荣之间这种分裂的生活是如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在经济不景气的时期，文化的繁荣很容易被看成一种厌世和逃避。影视剧中最常见的一个情节，失业的主人公不敢告诉家里人自己弄丢了工作，于是每天都去公共图书馆打卡，这当然不是想象，在大萧条时期，公共图书馆的使用率大增是有数据支撑的。但文化的繁荣并不仅仅是逃避，还是一种应对贫困生活的举措，因为描述贫困生活，书写底层一直都是最容易获得关注和流量的，每个时代都一样。尤其当经济贫困到来的时候，作家们并非一无是处，写作也并非没有任何作用，文学作品也不是奢侈品，反而更可能是必须品，因为每个人都渴望有人代言，帮助他们发声。

此时掌控美国文坛的知识分子，大都出生在世纪初，是小镇青年，参加过一战，他们年轻的时候发现自己一无是处，美国的商业文明好像并不需要他们称赞和批评，于是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四处游荡，去巴黎、维也纳，成为流亡者，增长见识。二十年代之后，他们回到了美国，办杂志，写小说，开始用批评发声。关于这段历史可以参考马尔科姆·考利的《流放者归来》一书。面对大萧条的到来，这代知识分子的心态正好相反，他们有种“时代和大众需要我们”的紧迫感和参与感，他们放弃了最擅长的写作形式，开始转向了新闻和非虚构写作，正如迪克斯坦总结的，“没有任何一部文艺作品能够概括1930年代对贫困的深切关注或对普通美国人生活的新迷恋”。

单是有作家的参与还不够，在罗斯福新政之后，为了了解底层农民的生活艰辛，农业安全局成立了摄影组，与著名摄影师合作，要求他们用相机记录下乡村萧条的各种现状，为新政的政策争取支持，于是我们后来看到了摄影史上独特的纪实新闻摄影书《你见过他们的样子》《现在，让我们赞美伟大的人》等，成为对美国南方佃农和黑人贫困生活的最好记录。如果说作家的写作还是让读者想象底层的贫困，而摄影师的记录第一次用直观生猛的图片呈现出来大萧条的真实残酷。

在大萧条之前，美国是普通人梦想的沃土，是众多移民者成功的天堂，是个人主义努力的美国梦的实现。但是大萧条带来的那种全民创伤，让很多人陷入到迷惑不安当中，美国梦的神话开始破碎了。这也成为三十年代大萧条文化当中一个巨大的特征，对成功与失败的压倒性的迷恋在这种文化中处处可见。众多的好莱坞电影都以描述美国梦的成功与失败为主题，尤其是黑帮电影。《了不起的盖茨比》之所以经典畅销，大概就预示了这个美国梦的虚伪之处。

迪克斯坦讲述了文学、摄影、电影、音乐与这个时代的紧密关联。文化在一个大萧条时期，不全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手段，更多的是通过文化引导的一种情感宣泄，以及团结向上的决心。因为流行文化可以帮助人们克服生活中的困难，严肃文化也能帮助人们理解他们的生活，寻找他们的同类，用迪克斯坦的话总结就是，“艺术家和演员很少能改变世界，但他们可以改变我们对世界的感受，改变我们对它的理解，改变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方式。他们创造了一种丰富的、有时自相矛盾的文化，他们专业的眼光紧跟着在普遍社会危机中起伏的个体生命，生动记录下他们的见证。他们的劳动和严肃的游戏极大地减轻了这个国家的创伤”。

■好书试读

我感到自己的记忆只能点点滴滴地出现，而且转瞬即逝。回首往事有时就像是翻阅陈旧的日历，昔日曾经出现过的欢乐和痛苦的时光成为了同样的颜色，在泛黄的纸上字迹都是一样的暗淡，使人难以区分。这似乎就是人生之路，经历总是比回忆鲜明有力。回忆在岁月消逝后出现，如同一根稻草漂浮到溺水者眼前，自我的拯救仅仅只是象征。同样的道理，回忆无法还原过去的生活，它只是偶然提醒我们：过去曾经拥有过什么？而且这样的提醒时常以篡改为荣，不过人们也需要偷梁换柱的回忆来满足内心的虚荣，使过去的人生变得丰富和饱满。

——《我胆小如鼠》 余华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读客文化

休谟总是千方百计地避免引起不必要的冒犯，而卢梭看似总在招惹冒犯。卢梭面对的困难主要来自“萨瓦神父的信仰告白”；休谟读完这篇文字，认为“它引起冒犯，不足为奇。他审慎地给自己的情感蒙上面纱；他蔑视已确立的意见，而且不屑于掩盖自己的蔑视；他不曾想过所有狂热分子都会拿起武器攻击他”。

休谟虽然有异议，但这不足以妨碍他承担卢梭保护者的角色。他要把卢梭带回英国，给他提供舒适的庇护。然而，在行动之前，他针对卢梭的品格向一些人求证。他致信维尔德兰夫人说：“我不想仅仅因为一个人是名人就向他效劳。如果他品德好却遭迫害，我会全身心保护他。这些传言是真的吗？”他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卢梭为了和休谟这个伟大的苏格兰人晤面，为了跟随他到英国，他从官方获得许可，于1765年12月6日抵达巴黎。休谟和卢梭都知道，官方对卢梭过分抵抗逮捕令的行为已忍无可忍，于是他们在1766年初离开了巴黎。1月9日，他们在加莱启程。容易晕船的休谟渡过海峡时再次遭罪，整个旅程都在船舱里歇息。卢梭则一直站在甲板上，任凭风吹雨打。

——《休谟的人生智慧》

[英] 朱利安·巴吉尼 著 译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