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

一本《唐诗三百首》，妇孺皆知。但是，你真的了解《唐诗三百首》吗？

近日，在南京大学优秀中学生文学营的课堂上，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江苏文库·文献编》主编程章灿以《怎样读〈唐诗三百首〉》为题做了精彩的讲座。

原来《唐诗三百首》和江苏还有着如此深厚的缘分！文脉君在课堂旁听，受益匪浅，撷取部分精彩内容，以飨读者。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王凡/文

叶子 穆子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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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了解中国文学，必读中国诗歌；欲了解中国诗歌，必读唐诗；欲了解唐诗，必读《唐诗三百首》。”程章灿开门见山地说。

《唐诗三百首》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很高的地位。在至今尚存的三百多种唐诗选本中，最有名的就是《唐诗三百首》。

《唐诗三百首》究竟是怎样一本书？《唐诗三百首》编于清代乾隆年间，当年“风行海内，家置一编”，就是每户人家都要买一本，可谓家喻户晓。不仅在清代影响大，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仍然风靡一时。

一本书产生这么大的影响，这恐怕是《唐诗三百首》的编者当初怎么也不会想到的。

它的编者经常被写作“蘅塘退士”。蘅塘即花塘，退士即退休人士。这个人真正的身份是清代江苏无锡的一个读书人，姓孙名洙。

在《江苏文库·书目编》的《江苏艺文志（增订本）无锡卷》中，收录了孙洙其人。

孙洙（1711—1778），字临西（苓西），号蘅塘退士，又号鸥亭。清金匮人。钟长子。乾隆十一年（1746）任上元县学教谕，十六年中进士。历知卢龙、大城、邹平等县，二十五年、二十七年山东乡试同考官。后改江宁府教授。

做过知县、做过学官，编这本书的时候孙洙53岁（乾隆二十八年）。

但事实上，《唐诗三百首》并非是孙洙一人所编，而是与他的继室徐兰英夫妻二人合编的。在民国初年北京古香书屋铅印版《唐诗三百首》附的《蘅塘退士小传》中写道：“徐夫人亦参以见解，互相商榷，故编辑告成，风行海内。”

但是通常在书上只写蘅塘退士孙洙的名字，而把他的夫人徐兰英的名字遮掉。显然，这是封建时代男尊女卑的思想所致。

其实徐兰英这个江南闺秀，是有学问的女诗人，且善书画。在《江苏文库·书目编》的《江苏艺文志（增订本）无锡卷》中也收录了徐兰英其人。

徐兰英（1712—1789），字澧仙。清无锡人。同里孙洙继妻。幼从金坛蒋衡学书。工诗赋，卒后诗稿尽失。

据记载，徐兰英著有《蘅塘漫稿》《澧仙诗草》，大型地方文学总集《梁溪诗钞》也收录了她的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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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三百首》的编者是一对江苏夫妻，而注者也与江苏有关，是江苏的一对姐妹花。

打开中华书局影印的竖排繁体字版本，就能看到这本书保留了清代人陈婉俊、陈星垣姐妹俩做的注释。

陈家姐妹是南京人。《江苏文库·书目编》的《江苏艺文志（增订本）南京卷》中，对陈婉俊陈星垣姐妹俩都有收录。

陈婉俊字伯英，号上元女史。清上元人。湖南布政使陈之骥长女，桐城李世芬妻。幼聪慧，喜读书，善诗词，深得乃父钟爱。作《唐诗三百首补注》，并附增诗人小传，妹星垣助为搜采。

陈星垣字仲奎。清咸丰间上元人。湖南布政使陈之骥次女，宿迁教谕、举人何忠万妻。幼喜读书，尤工词学。《全清词钞》收录她的词作。

陈婉俊后来嫁给了桐城派文人李世芬。李世芬夫人这个身份，对《唐诗三百首》有很大的加持。

因为正是李世芬的外公、桐城派著名文人姚莹看到了《唐诗三百首补注》，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为《唐诗三百首补注》作序，称赞其“考核援引，俱能精当”，并对外孙媳妇陈婉俊不吝赞美，褒奖她“幼聪慧，喜读书”，《唐诗三百首》的注本才得到了更大层面的关注。

这里还要提起一个对《唐诗三百首》有贡献的人，就是陈氏姐妹的胞弟陈晋蕃，他承担了《唐诗三百首补注》的校勘工作。

所以总结来看，《唐诗三百首》的编者、著者、序者、校勘者出自江南的两个家庭，也可见《唐诗三百首》是家族式的编注方式，也是供家族子弟在家塾学习唐诗的蒙学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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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问你，《唐诗三百首》里面选了多少篇诗，你也许会觉得这个问题很傻。难道不是三百首吗？真的不是！

“你去数一数《唐诗三百首》，这本书里面所选的唐诗不是正好300篇，而是300多篇。”程章灿说。

明明不是300篇，为什么要命名为《唐诗三百首》？

这与《诗经》有关。孔子在《论语·为政》里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那时候《诗经》的书名要么叫作《诗》，要么叫作《诗三百》。但《诗经》的300篇也不是正好300篇，根据不同的统计方法，它是305篇或者说311篇（其中6篇只有标题，没有内容）。

同样，《唐诗三百首》也不是指所收的诗篇总数正好是300篇，而是300多篇，根据不同的版本，统计数据不同。以“唐诗三百首”为名，是仿效《诗三百》，“孙洙希望他编出来的唐诗选本，也能够像当年的《诗经》一样成为中国文学里面的经典选本。”

有意思的是，《唐诗三百首》之后，后来很多人以“三百首”为书名，《宋诗三百首》《元曲三百首》《清诗三百首》……都是假借自《诗经》所形成的中国选本的经典传统，来为自己的选本制造一种“眼球效应”，吸引读者的关注。

比起“三百首”的体量，当时还有《万首唐人绝句》《千家诗》等选本。不过，都有夸大数据之嫌。唐代的绝句还不足一万首，编书人用律诗冒充绝句凑足所谓的“万首绝句”，而《千家诗》尽管唐诗宋诗兼选，但实际上只选了226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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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再聊一个《唐诗三百首》的编排问题。

早在唐代，唐人就有编订唐诗选本的习惯。在程章灿看来，《唐诗三百首》不可能不受到前人唐诗选本的影响。影响较大的是明人的《唐诗品汇》、清人王士祯的《唐贤三昧集》《唐人万首绝句》，以及沈德潜的《唐诗别裁集》等几种。

程章灿说，从诗的内容来看，在孙洙所选的312首诗（一种统计法）中，盛唐时期占161首，因为公认盛唐时期的诗歌成就最高、名家最多，名篇也最多，而对唐诗第二个高潮元和时期，收诗只有33首，仅占10%。这显然是因为“诗到元和体变新”，元和是唐音变调，宋诗先驱的缘故。可见《唐诗三百首》是一本提倡和平清远诗风，严格区分唐、宋诗界限的普及选本。

据统计，《唐诗三百首》共收77人作品，要问入选最多的诗人是谁，从统计来看，诗圣杜甫“打败”了诗仙李白。

杜甫的诗歌在《唐诗三百首》中有38首，位于77家之冠。杜甫被尊称为“诗圣”，他的诗歌被称为“诗史”，都有《唐诗三百首》的推进作用。

李白和王维以29首并列第二，此外排名前列的还有李商隐、孟浩然、韦应物、刘长卿、杜牧。

程章灿也指出，《唐诗三百首》中也有美中不足的地方。一是收录了北宋蔡襄所作的《度南涧》一诗，误将此诗以《桃花溪》为名归入唐人张旭名下；二是因为李贺诗作不符合孙洙当时定下的“脍炙人口”“易于成诵”等选诗标准，遗憾没有被收入其中；三是未选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李绅的《悯农》等，也是遗珠。

而从体例来看，则是按照古体诗的五言、七言，律诗的五言、七言，绝句的五言、七言以及各体中的乐府诗分体编排。分体编排是为了实用，比以时代排序、按人编排更利于学习诗词者仿效。

根据程章灿对《唐诗三百首》所选各体诗的统计，五言律诗是最多的，有80首，其次是七律和七绝，分别是52首和51首。

这是科举导向所致，因为清代科举考试对试帖诗的要求非常严格，主要体现在平仄和对仗上。孙洙作为学官，深谙《唐诗三百首》的编选之道，所选诗歌契合了当时考试制度的要求，也实现了作为一本指导蒙童参加科举考试“参考书”的价值。

“今天我给大家推荐《唐诗三百首》，希望大家能够像当初孙洙对孩子们所预期的那样，好好地读这本书，它不难，量也不大，而且兼顾各体，很实用。唐诗是中国诗学里非常重要的一份遗产，需要继承，需要传承。”程章灿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