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郁

我很早就对这两位诺奖诗人感兴趣，关于两人的书也关注了不少。大学时候第一次读切斯沃夫·米沃什，就是他的《米沃什词典》，诗人西川翻译，用词条的形式写了一本独特的自传或者回忆录。印象很深的就是米沃什说他来自一个小地方、小国家，此后无论走到哪里，哪怕获得了诺奖之后，他都有一种小地方人的谨慎感，用小的眼光看大世界。我读约瑟夫·布罗茨基的第一本书是刘文飞翻译的《文明的孩子》，那是布罗茨基几篇散文的合集，都是布罗茨基的经典代表作，尤其谈论到他的师承，诗歌的源头，总结了俄罗斯的诗歌金链，奥西普·曼德施塔姆、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安娜·阿赫玛托娃等等，让人一读难忘。

在之后的十几年中，两人中文版作品陆续出版，研究两人作品的书籍越来越多。这两人的作品，你读得越多就发现身上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但更有不同的性格特点，有交叉性，也有相异性。他们到美国之后，保持了终身的友谊，并且这种诗人的友谊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同心圆，向外延伸，吸引了不少同类诗人相聚成行。

在《米沃什与布罗茨基：诗人的友谊》中，同样是移民作家的伊雷娜·格鲁津斯卡·格罗斯总结了这两位诗人之间“思想的友谊”，她说，“正是他们两国的历史，迫使当代最伟大的波兰和俄罗斯诗人相互回应”。对此，我深表赞同，相似的经历塑造了他们共同的价值取向、诗歌趣味、写作风格，以及为人处世的方式等。

米沃什出生于1911年，他的家族是波兰的一个小贵族家庭，他终身都是虔诚的天主教教徒，大学学的法学专业，战争结束后，一直担任低级的外交官。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他离开波兰，六十年代后移居到了美国加利福尼亚伯克利大学，成为斯拉夫语言文学教授。他十五岁开始写诗，一直使用波兰语写作，移民之后一直默默无闻。198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布罗茨基出生在1940年的列宁格勒，比米沃什小了将近三十岁。他也是十五岁左右开始写诗。他没接受过正统的学校教育，很早就退学，做过锅炉工、医院看护、地质勘探工，还当过水手等等。在布罗茨基身上发生改变命运的事件就是，1964年，他因为不劳而获，成为社会寄生虫，被判处五年劳动，流放到西伯利亚地区。这件审判在国际上引起了轰动，萨特、库切等西方名人都联名上书为他辩护，最终布罗茨基流放一年后获释，随后被驱逐出境。1972年，他被迫移民国外，在奥地利和英国短暂停留后，定居美国。198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96年去世的时候，只有56岁。

这两位诗人相遇，源于两人之间的惺惺相惜，也是米沃什主动伸出援手。在1972年，也就是布罗茨基刚刚落地美国不久，米沃什主动写信给布罗茨基，邀请他翻译自己的诗歌，还宽慰他说，初到异国的生活是非常艰难的，但是熬过一段就会好起来。他还给出了自己的建议，那就是尽快投入工作，如果不能写诗，那就做翻译。布罗茨基收到信时，对米沃什的诗歌一无所知。但是他对米沃什的主动援手，念念不忘。两人相识多年后，依然满怀感激地回忆米沃什的信。

《诗人的友谊》当中，分析了两位诗人对待宗教、帝国、诗歌、翻译以及女性的态度。比如在谈到对语言的态度时，伊雷娜说米沃什“隔绝于他的读者，选择忠实于自己的母语，抵制作为‘东道主’的言语。他用英语工作，但他主要的创作（写诗）却只用波兰语”。布罗茨基正好相反，他把自己当成了一个移民，携带着自己的语言，在一个新的国度重新建构自己的新的生活，“他决定像所有奋发有为的移民一样，带着移民的胆识和口音，进入那种新的语言”。

像布罗茨基这样的移民作家并不算少数，比如纳博科用英语写出了《洛丽塔》，昆德拉用法语写作小说，齐奥朗用法语写哲学随笔，布罗茨基后期也用英文写作了很多一流的散文。

有擅长多语写作的作家，也有苦守自己母语的作家。我一直强调一个观点，作家并非某种单一语言的囚徒，但是对米沃什这样的作家而言，语言大概是他唯一可以随身携带的行李，终身不舍得丢弃，也无法丢弃。

■好书试读

画家克林索尔四十二岁那年在邻近帕帕皮奥、卡勒诺和拉古诺的南方地区度过了自己最后一个夏天，那儿是他年轻时就十分喜欢并经常光顾的地方。他在那儿创作了最后一批绘画，全是自由阐释外在现象世界的创作，全是奇异地闪烁出光亮却又梦幻般寂静的作品，画着弯弯的树木以及像种植在地里的房屋，专家们据此断定他已超过自己的“古典时期”。他的调色板显示他选用了当时别人极少采用的极其明亮的色彩：镉黄色和镉红色，银绿色，彩釉色，钴蓝色，钴紫色，银朱色和鹳嘴红色。

深秋时分，克林索尔的朋友们都被他的死讯吓了一跳

——《克林索尔的最后夏天》

[德] 赫尔曼·黑塞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我气喘吁吁爬到三楼楼梯口时，远远看到一个穿皮袄的牧民蹲在我的办公室门口抽烟。

我走到办公室门口，停下来看那个牧民。那个牧民二十几岁的样子，卷发，古铜色皮肤，是个青年牧民。

青年牧民站起来问我：“这个办公室里上班的人是不是你？”

我看着他，点了点头。

青年牧民的样子有点张扬，站起来看了看自己手腕上的电子表，问：“你为什么迟到了二十三分钟？”

我也看了看自己手腕上的手表，确实迟到了二十三分钟。我们下午两点半上班，现在是两点五十三。

我问他：“你有什么事吗？”

青年牧民咄咄逼人，问：“你们国家干部上班可以随便迟到吗？”

我往前一步，拿出钥匙准备开门。

我开门时，青年牧民还在抽烟。

我开门进去后，青年牧民也准备跟进来。他手里还捏着那根已经抽了一半的烟。

我把他挡在门口，说：“你先把烟掐掉再进来！”

——《松木的清香——万玛才旦遗作小说集》

万玛才旦 久美成列 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