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郁

我曾经很多次推荐过著名的文学杂志《巴黎评论》上的作家访谈，中文版已经出版到了第八辑。每一辑都收录了世界上著名的十六位作家，通过对他们长期和多次的访谈，了解他们关于写作的一切。作家访谈已经是《巴黎评论》上最有名的栏目，无数作家都能以被访谈为荣，余华成为接受过访谈的唯一一位中国作家，这也是一种认同。无数读者也会以阅读访谈作为了解一个作家最好的方式。用萨尔曼·拉什迪的话说，《巴黎评论》上的访谈，它们汇集在一起，构成了对“文学是怎么样”的这一问题最好的研究。

最新《作家访谈8》中收录的十六位作家，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第一位是1957年美国作家罗伯特·潘·沃伦的访谈，最后一位是2020年西班牙小说家恩里克·比拉-马塔斯的访谈。想要完全了解一个作家，可能需要阅读他的很多作品，但是想要快速了解一个作家，一篇好的作家访谈就足够了。

如果你读《作家访谈》系列足够多，就会摸索出不少的访谈规律。比如他们一般都会从作家写作的规律开始。以我非常喜欢的美国作家盖伊·特立斯的访谈为例。特立斯是非虚构写作的代表人物之一，记者采访问他工作日是如何开始的。他首先说的就是起床后，穿好衣服，系上领带，然后就像每个上班族一样，出门下到地下室——他的地下室就是他的书房和工作间——然后再换上工作的衣服，开始进入工作状态。

我相信这种看起来有些没有必要的习惯，或仪式性的时间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从楼上到楼下，从定制的西服到便装的转换，这就是从家到工作室的一种心态上的转变。尤其在我们这个时代，由于网络和智能手机的存在，每个人都已经习惯二十四小时待命，工作与生活密不可分。但是对一个作家而言，生活与工作之间有着截然分明的区分。尤其对那些在家里工作的自由职业者来说，找到一个适合你的工作状态十分有必要。你只有严格控制你的工作，才能写出好的作品。

在英国小说家阿莉·史密斯的访谈中，也是从类似的问题开始的。就好像每个同行都在窥探其他人是如何工作的，他们是否具有同样的生活和写作习惯。事实上当然也不可能，你读的访谈越多就会发现，每个作家的生活和写作真是天差地别。当然，最重要的是他们都写出了好的作品。阿莉·史密斯的作品近几年翻译了不少。

访谈中有个问题让我很是触动——在我们这个后真相时代，写小说是不是变得更难了？史密斯并未正面回答，她只是说，我们本来就生活在谎言被许可的时代，现在的谎言都是公开的，于是也没人在乎你是否撒谎。这就导致了获取真相变得愈发艰难。小说的探索当然也就变得更加虚无。

我理解她的意思大概就是写小说就是变得越来越难了。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也有切身的感触。首先写作者要与其他更加具有娱乐性的媒介竞争，把写作变成某种娱乐才可能赢得读者的青睐，这就意味着，大部头的小说会越来越少，碎片化的写作越来越多，像《追忆似水年华》那样的作品从此不可能再有。另外从文体上而言，繁复美学、百科全书式的写作也不会再有，爽文风格的写作多了起来。当网络上的知识代替了我们思考的时候，我们的头脑只会变得愈发简单，也只能阅读简单的作品。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文学的性能也在发生变化。很多文学的创作直接面向电影或者电视剧的改编而写。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小说家变成了编剧，或者以自己的小说卖出电影改编权为荣。但是对很多作家而言，电影和游戏已经改变了写作的生态。在对美国小说家詹姆斯·索特的访谈中，索特就谈到了这个问题，他曾经当过电影编剧，但是最终还是放弃了。他在访谈中强调说，电影剧本是写作的敌人，电影剧本的创作只会消耗掉你的精神和精力。而在这个时代，我们更应该担心的是，文学正逐渐变成电影文学或者游戏文学，我们没有了其他的描述复杂生态的文学。

在后真相时代，写小说之所以越来越难，并非因为好的写作缺乏，而是读者大量地流失，文学成为小圈子里的自娱自乐，文学能给人提供的意义越来越少。没有多少人想从一本书中寻找生活痛苦复杂的真相。

■好书试读

我在海上生活了十二年。

第一次见到海时我十六岁，穿一身没有帽徽领章的新军装，乘登陆艇进岛。那天的海是浅灰色，海面平静，如一块巨大的玻璃在太阳下闪闪发光，同来的兵们被它的辽阔气势震撼得呆了。半天，才有人说出话来，说的是：啊！那一刻我也惊讶，原因却完全相反。我感到了一种不知从何而来的熟悉、亲切，仿佛和它相知多年。四十分钟的航程，我始终站在登陆艇的甲板上看它。它也看我，柔软，明亮，闪闪烁烁。没有人告诉我没有人知道我将要去的那个小岛是我父亲的出生地。父母孩子多，工作忙，对我们难有现在家长对孩子的那种重视和交流。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知道我的老家是哪里，父亲母亲来自何方。当兵几个月后父亲才在信中告诉我说，我所当兵的岛是我的老家。顷刻间所有的迷惑如潮水般退去，谜底显现：我的生命原来与大海一脉相承。

——《大校的女儿》 王海鸰 作家出版社

儒家思想作为我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而苏东坡恰好又生于儒家思想和文化底蕴深厚的家庭。父亲苏洵穷究四书五经、诸子百家，贯穿古今，文风纵横恣意，其《六国论》议论古今，借古讽今，是儒家风范的典型体现。母亲程氏受过良好的文化熏陶，苏洵游学期间，操持家务和两个儿子的教育，都由她一人承担。程夫人在重视文化教育的同时，特别注重儒家思想的学习教育和家风家教的养成。十一岁时，苏东坡进入寿昌书院，系统学习儒家思想。苏东坡正是在这样的家庭背景、学校氛围和社会环境下成长的，儒家思想无疑是其人生态度的主流。

王安石变法时，苏东坡不畏权势，反对新法，后来司马光为相时，他又 “不识时务”，反对尽废新法。苏东坡不计个人得失的所作所为，其实是儒家以人为本、仁政爱民思想在其身上的彰显。

——《千载浩然苏东坡》 汪维宏 译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