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二十年前以“重返八十年代”的青年学者身份亮相，黄平便以灵活敏锐的风格在当代文学的海洋里畅游。从路遥的平凡世界到郭敬明的刺金时代，从反讽的踪迹到自我的镜像，一直到近年来的“新东北作家群”与微软小冰诗歌，作为批评家的黄平不断挑战着不同知识领域的专业壁垒与学科边界。而这一次，黄平从文学批评直接转向文学创作，重新变成一个“文坛”的新人。
在首部小说集《松江异闻录》中，黄平试图在“不可能”的现实中寻找虚构的奇迹。七篇互相关联又各自独立的小说，从北宋咸平二年的黄龙府郊外战役、明万历二十五年松江府的倭寇案、1932年辽东山区的神道教、1938年的“水晶之夜”、1943年东京大学安田讲堂的刺杀、2019年秦岭深处废弃别墅里的鲁迅遗稿，到2073年穿梭于四大名著中的机器人，涵盖了推理、惊奇、悬疑、谍战、穿越、赛博、青春等多种元素。所有这些探索和尝试，都是为了“试试和UP主竞争”，毕竟“从现实出发，小说要把读者召唤回来”。
“不提那些玄而又玄的文学理论，就以个人经验而论，我当年读小说，踏入文学之门，就是因为小说好看。”回顾在桓仁读中学的时候，黄平庆幸自己在图书馆里借的第一本小说是《基督山伯爵》，“能和游戏厅竞争，大仲马是不多的几个作家”。
“人与动物的区别或许在于，人有隐秘的激情。激情有清澈的少年气，万物光亮，如夏日午后。”如今，沉默地坐在上海书房创作《松江异闻录》的黄平，隔着二十多年时光，与抱着《基督山伯爵》兴奋地走出县城图书馆的自己对望。“人到中年，在梦幻泡影之间，通过重新回到文学，感受到自己还活着，而不是一个数字，这让人兴奋乃至幸福。”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姜斯佳
和文学批评相比，我更热爱文学本身
读品：首先请您谈谈《松江异闻录》的创作契机。长年从事文学批评，为什么突然想写小说？
黄平：主要是觉得一些感触或思考，在当下学科化的文学批评中无法展开。文学批评作为一种话语越来越成熟，但这种成熟也有其数量化和科层化的危机。和文学批评相比，我更热爱文学本身，令人怀念的文学时光，不是自己博士毕业成为批评家之后，而是自己高考之前广泛阅读文学名著的岁月。
读品：书中七个短篇涉及青春、赛博、穿越、谍战、悬疑、惊奇、推理等各种当下流行的类型小说风格，又通过一些人物和情节的蛛丝马迹产生互文和勾连，为什么会用这样一种“长篇短写”的创作方式？
黄平：不能藏拙，主要是自己还没有能力也没有时间创作长篇，但又不想放弃长篇小说的故事性，故而试试以短篇的篇幅承载长篇小说的一些特点。我是希望以此强化短篇小说的故事性，扩大短篇小说的读者面。但我也收到一些读者的批评意见，比如来自我任教的中文系本科同学的意见，他们还是比较强调短篇小说的艺术性乃至于诗性，不希望故事“玷污”语言。另一方面，我发现对于不习惯读短篇小说的受众，你强化故事性也无用。我感觉不同的群体，在当下越来越凝固，越来越强化自身的特质，排斥与自身不同的因素。居于其间的我所想象的尊重差异、沟通对话的交流近乎不可能。
理想的文学，是纯文学与类型文学的融合
读品：《松江异闻录》中，您进行了融合纯文学与类型文学的尝试，创作时，您具体如何把握二者之间的平衡？有没有您觉得融合得比较成功的作品？
黄平：没有绝对的纯文学，也没有绝对的类型文学。比如《三国演义》，我们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是纯文学还是类型文学？我不认同纯文学或类型文学画地为牢。纯文学阵营不应该将讲故事的特点让给类型文学，像狄更斯这些前辈作家是多么擅长讲故事啊。类型文学阵营也确实有必要重视文学语言、文学形式以及文学的深度，大多数类型文学作家在语言上都不合格，我自己的小说语言也不够好。我个人希望做到的平衡，是向类型文学学习，但比单纯的故事性多一点。就华语作家来说，金庸与马伯庸的小说都融合得不错，近年来典范作品是上届茅奖作品《千里江山图》。
读品：书中每篇故事都包含一个谜团：鲁迅遗稿之谜、深海水怪之谜、机器人身份之谜……这些谜题有的在其他篇目揭示谜底，有的悬而未决，有的谜底是对谜题本身的解构。感觉小说套着悬疑的外皮，实际内核则是“反悬疑”的。您曾概括这个时代的悬疑小说“已然没有力气去信仰理性的力量，面对眼前的生活，‘局部可解，整体怅然’。”为何会出现这样的趋势？
黄平：在这个时代，很难给出确定性的答案。如果小说对于时代诚实，这个时代的小说性就是悬疑性。当今世界上的任何大叙事，似乎都缺乏足够的感召力，比如现代性核心的科学/理性。我们已经很难再相信，更理性就会变得更美好——理性的尽头是冷冰冰的机器。在这个意义上，不会再有福尔摩斯那样的侦探，作为技术的推理，已经无法克制这个世界内在的不安。
读品：《松江异闻录》借鉴克苏鲁小说，您也借人物之口向洛夫克拉夫特先生致敬。洛夫克拉夫特的创作集中在上个世纪初，而克苏鲁文学这几年才广为人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传播的时间差，克苏鲁文学为何会被当代读者接受和喜爱？
黄平：这个时代的读者，内心深处有不可名状的不安全感。什么是克苏鲁？为什么这种怪物存在而不可见？克苏鲁在我看来就是现代性世界的阴影，就是无法被理性化的部分，或者就是居于理性内核的非理性。这种疯狂的非理性，在一些危机时刻，一些以理性化的名义展开的荒诞剧中，会被释放出来。简单地说，这是一种巨大的恐惧，远远压过渺小的原子化个人，亘古以来，不可名状，这就是克苏鲁。如果我们感受到内心的恐惧，我们就会听见克苏鲁的召唤。
心中最好的专业就是中文专业
读品：故事中负责解谜的关键角色诸如孟弧、许英、徐涵秋、叶月等都是人文学科知识分子，他们穿梭于不同的时空情境，最终凭借自己的头脑与知识揭开谜底，扭转危局，可以说“我们文学界也有自己的超级英雄和漫威宇宙”。在您创作的意图中，是否也有意包含了为文学专业“摇旗呐喊”，暗暗反驳部分人的“文学无用”偏见？
黄平：我是坚定的文学阵营乃至于人文学科的支持者，在我心中最好的专业就是中文专业。这个想法二十多年前填报高考志愿时如此，今天亦然。在一种工具化的思维中，有用的专业比无用的专业好，但这种工具化的思维前提就是成问题的，被工具主义所包围的人生，非常乏味。至于小说中写到的人物，多
是人文类知识分子，这是我的经验与局限。作为二三流的小说创作者，我缺乏像曹雪芹、托尔斯泰那类大师塑造不同人物的能力。
读品：您认为如今的中文学科应该何去何从，在理想的情况下，学生们应该从中文系学到什么才是“不虚此行”？
黄平：如何“不虚此行”？应该在大学谈一场恋爱。我觉得从恋爱中会学到更多，当然我也知道现在同学们谈恋爱，就像读小说一样，都比过去少多了。没办法，任何专业都被绩效社会规训为一种“竞争-实用”的通道，竞争势必越来越加剧，也即意味着每一天、每一分钟都应该是有“产出”的，不能吟风弄月白白浪费。读书如是，恋爱如是，没有结果，就没有开始。大环境不发生转移的话，处在这种环境中的同学，不可能真正松弛下来，体验文学艺术，体验爱。就我接触下来，我感觉有些同学既充满怨气与戾气（多在网上），又显得颓丧与逃避（多在线下）。要让年轻人在青春岁月里闲下来，闲下来才能更好地在未来起飞，而不是不断加码，过早耗尽年轻人的潜能。
我们习惯对手机傻笑，不习惯想象窗外的北风与积雪
读品：后记中还提到小说有“用虚构对抗虚拟”的使命感。您认为当代的读者为什么需要小说、需要文学？也有部分学者提出未来文学和游戏可以融合，您怎么看？
黄平：我对文学有极强的信仰：想象是人类的天性，文学是想象力的艺术，人类存在，文学就存在。人类也许会越来越习惯于虚拟，或者更准确地说，被信息社会的各种媒介驯化为离不开虚拟机制的刺激，并在这一过程中丧失掉想象力这一天性——我们是不是已经习惯面对手机傻笑，而不习惯在头脑中建构小说场景，想象小说人物的样貌，想象窗外的北风与积雪，想象餐桌上那把发亮的银餐具。在“人类/后人类”的门槛上，虚构能否对抗虚拟，保卫人类的想象力，避免人类沦为“刺激-反应”模式下的信息劳工？我对此没有答案。无论文学与游戏融合，或者与任何信息媒介融合，关键是“虚构”主导“虚拟”，还是“虚拟”主导“虚构”。
读品：在《我，机器人》中，陈翔苦苦创作的同名小说安排机器人重访四大名著的经典现场，借机器人之口叩问“人之为人”的真相。机器与人的边界趋于模糊，让陈翔、王般若等人陷入虚无与绝望，而下一篇《千禧年》给出的解法是“爱”：“只有爱，才能让我们从机器规定好的程序中挣脱出来，才能标识出我们的存在。”这个答案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您能就此具体谈谈吗？
黄平：我对机器化的现实，确实感到倦怠。在这种机器化中，情感会越来越自我，越来越极端，如同沸腾的机油，最终烧毁机器本身。我的方案老生常谈，我们要走出原子化的自我，理解差异，理解他者，重建爱的联结，而不是机器的链接。我们不需要那么多信息化的链接，而是要走出屏幕，同理共情，我将这一能力称为“爱”。
读品：您曾在《反讽者说》一书中讨论当代文学中的反讽传统，不少评论家认为，《松江异闻录》也是一部反讽之作，“见证了一个反讽的自我，如何被一个更深层的自我所打败”“‘小说家黄平’以反讽者的身份与他的时代缠斗”，您是否认同这种说法？
黄平：评论家分析得蛮好的，我认同这种说法。评论家认为反讽的逻辑，也即以往先锋文学的逻辑，走到了尽头。反讽走到最后，总要有所确信，或者如克尔凯郭尔所言，总要飞身一跃。所以我这部小说集会以《千禧年》结尾，可能我受我们这代人的反讽大师周星驰影响很深，解构万物，除了爱。可能这会被讥讽为廉价的人道主义方案，我的写作也许很廉价，但是人道主义并不廉价。我更愿意生活在一个人道主义的世界里，而不是充满生存斗争的黑暗森林之中。
黄平
作家，评论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副院长，先后入选国家高层次青年人才计划、上海市曙光学者、南京市“百名优秀文化艺术人才”等。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松江异闻录》、文学评论集《反讽者说》《自我的踪迹》《出东北记》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