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十卷本《中国近代通史》修订再版，甫一面世即引起学界关注，该书是中国第一部完整的大型近代通史专著，也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近代史研究的集成之作。
编撰这样一部《中国近代通史》，是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几代学者的奋斗目标。20世纪四五十年代，范文澜先生的《中国近代史》上册，只写到义和团；刘大年也曾努力推动，主持编写《中国近代史稿》，但只出了三册，也写到义和团为止。1999年，张海鹏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任上提出编撰《中国近代通史》，经中青年一代学者七年多的努力，终于在2007年组织完成编撰并出版，实现了几代近代史学家未竟的心愿。全书首次突破此前中国近代史止于1919年的模式，将近代史分期下延至1949年，全面书写1840—1949年中国近代百余年风云激荡。此次修订再版，编写团队采用了十余年来新发现的史料，吸收了学术界的一些新观点，文字表述上也更加准确、平实，整体质量更上层楼。
张海鹏出生于风雨如晦的旧中国，历经新中国从筚路蓝缕到繁荣富强。他曾在武汉大学历史系接受诸多前辈的教诲，工作后又在范文澜、胡绳、刘大年等学者的影响下，学习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研究中国近代史。60年深耕中国近代史，张海鹏坚持对历史真理的追求。在学术观点上，他从来观点鲜明、是非分明，从不似是而非、吞吞吐吐，深受史学界同仁尊重与信服。
1950年为何率先成立近代史研究所？编纂《中国近代通史》背后有哪些故事？如何看待历史和现实的关系？本期凤凰作者面对面，凤凰传媒总编辑徐海对话《中国近代通史》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海鹏。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陈曦/文
牛华新/摄 符源崧 仇泽雨/视频
近代史所，“延安史学”的化身
读品：您出生于风雨如晦的旧中国，家国有难是您少年时代的记忆，这种记忆是否会影响您研究历史的观点？怀有这样的情感去做近代史的研究，如何保持客观性？
张海鹏：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已经过了10岁，10岁以前一个少年的记忆已经很清楚了。在旧中国生活过的十年，我对当时国民党的统治是不满的。我这个家处在社会底层，非常艰难地生活。我觉得我应该能够客观地看待历史，我不会用我个人的感情来代替历史研究。我们个人的感情可能会融入其中，但是我们个人的感情，对那个时代的认识，也是反映了一种客观性，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不妨碍或者应该更有利于我们客观地来认识那个时期的历史。
读品：您大学毕业之后就分配到近代史所，近代史所的创建也有一段不平凡的历史。
张海鹏：近代史所是范文澜创建的。他到延安后，从1939年开始担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长，这个机构后来改名为马列主义研究院，他也任副院长，兼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毛泽东让他来写中国通史，就是说我们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怎么来看中国的历史。范文澜本来是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他转头研究中国近代史，第一本书是1947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他在这本书中提出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框架，认为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历史，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用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来包涵整个中国近代史。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近代史体系就是贯彻的范文澜的体系。
1947年，中央开始部署未来的胜利，因为华北很多地方都解放了。中央开始办大学，“老革命”吴玉章办了华北联合大学，范文澜办了北方大学。1948年整个华北解放，中央认为应该建一所更好的大学，就把北方几所大学合并为华北大学。华北大学分为教学部和研究部等，教学部由吴玉章负责，研究部由范文澜负责。研究部下设哲学研究所、历史研究所等。历史研究所主任是范文澜，副主任是刘大年。
1949年的4月，华北大学进入北平。范文澜带着历史研究室占了东厂胡同1号，华北大学历史研究所就在那里挂牌了。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11月份政务院会议确定建立中国科学院，1950年5月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挂牌成立，这是中国科学院建的第一个研究所，华北大学历史研究所的牌子就摘下了。中国科学院刚刚建立的时候，连办公的地方都没有，最初一年办公地点就在近代史所，就在东厂胡同1号。
让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后继有人
读品：在您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工作期间，所里汇聚了近代史研究领域的权威专家，如姜涛、王建朗、汪朝光、虞和平、马勇、杨奎松等，名家荟萃、群星闪耀。他们大都参与了《中国近代通史》的编撰工作。
张海鹏：我做所长以后，一直在思考如何培养近代所的年轻人。我从1998年开始在所内举办青年研究人员学术讨论会，唱主角的全是40岁以下的青年人。直到现在，每年举行一次，已经20多次了。我们所里的年轻人认为这对于他们的成长起到了莫大的作用。马勇有一年年龄已经超过了40岁，他跟我提出要求还要参加这个会，后来我说，我们放松一点，把你放进来。他一直到45岁以后才没有参加所里的青年讨论会。
读品：《中国近代通史》是个集体项目，怎样保证大家都用统一的思想来进行呢？
张海鹏：我们发现组织集体著作的时候有一些问题。由于我们过去没有深入的基础研究，所以每个学者接到一章、一节题目时，他们都要从最原始的资料出发去做原始的研究，这就需要更多的研究时间，所以我们一本书常常是很多年都完不成，我后来是吸取了这个教训。要有研究基础的人承担写作任务，一个人写一本书，不找其他人。这些人都已经出版好多部专著了，有个人专项研究做基础，他就有眼光来鉴别学术界的研究，来吸收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
我充分信任他们。我都是先拟好提纲，提出总体设计，提出把控全书的总体思路、宏观认识，然后经过充分讨论反复交换意见，提纲确定以后就放手他们去写。我的任务就是写简报，每个人把工作进展告诉我，差不多一个月我要发一次简报。最后《中国近代通史》从课题设计到最后完成只用了7年时间，主体工程大概5年就完成了。
读品：您让个人专项研究与集体合作做了一个很好的协调。
张海鹏：我们的传统是集体研究，集体研究非常重要，但没有专项研究一定不成，这是已经被检验过的事实，光靠集体研究是不能成功的。
百年中国走出了一条U字形路线
读品：您指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呈U字形进程，先“沉沦”、后“上升”。这个U字形的“底”在哪里？
张海鹏：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有学者提出近代中国在沉沦的同时也有上升这样一个观点。他是把1840—1919年作为中国近代史来观察的，但如果把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延续到1949年，来观察这110年的历史，我们就发现这个观点不完全站得住。
1840年以后，从《南京条约》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签订以后，我们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导致了近代中国的沉沦，导致近代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这是一个沉沦的趋势。这个趋势到一定的时候它有一个底。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是一个标志，《辛丑条约》的规定比这以前的一切条约都要严苛。首先是规定了在中国境内可以驻外国军队，北京使馆区完全是由外国军队来保卫，这在国际法上是完全说不过去的，是对中国主权一个极大的挑战。同时规定了从北京经过天津到秦皇岛有12处地方，有西方国家驻军。一直驻到什么时候？一直驻到1943年，1949年才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
除了驻军以外，赔款4亿5千万两白银，这超过了以前任何一次对外赔款的数字。4亿5千万两白银的赔款是怎么来的？是根据当时中国的人口有4亿5千万人，每个人承担一两白银，这个赔款不仅是对中国国家的惩罚，还是对每一个中国人的惩罚。1920年代，就有美国学者明确指出，中国的国际地位下降到了不能再低的程度了，仅仅保留着一个半独立国的位置。
《辛丑条约》导致了近代中国急遽沉沦，从1901年到1920年，就是沉沦的谷底。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实现了国共合作，国家命运有了一个极大的转折，国家命运从此就迈出了谷底，开始走向上升，一直到抗日战争时期，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
抗战时期中国受到的损失前所未有，一个比中国小得多的国家把半个中国占领了，有人说这个时期是谷底。我认为这个说法不对。这个时期不是谷底，因为这个时期中国抵抗日本侵略力量占了上风，中国人民一致抗日的勇气和决心占了上风，中国人的民族觉醒占了上风，它是中国上升的一个决定性的力量。1840年到1920年，中国在“沉沦”；1921年以后，中国历史在向上发展，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诞生，开辟了中国一个新的历史纪元。
历史研究要为现实和长远的战略利益服务
读品：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是独树一帜、另开新路的。你怎么评价海外的中国近代史的研究？
张海鹏：对海外学者对中国近代史研究我们是关心的，我们召开的每一次的国际学术讨论会，都请世界各国的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来参与。美国要研究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在1949年取得政权，它就要回顾晚清的历史，回顾鸦片战争的历史，回顾中华民国时期的历史，他们在这方面研究得最好、最多。
读品：杨联陞、何炳棣、许倬云等海外华裔学者的近代史研究如何呢？
张海鹏：杨联陞、何炳棣他们是早一辈的学者，许倬云大体上跟我是同一代人，我主要是关心专门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华裔学者，比如说唐德刚、吴天威、邓嗣禹等，他们都是从中国过去的，都是很好的学者。特别是吴天威先生在推动我们国内的抗日战争史研究方面起到很大的作用。1988年胡乔木同志访问美国，吴天威迫切要求见胡乔木，他向胡乔木介绍了美国华裔学者研究抗日战争史的成就，特别建议国内要开展抗日战争史研究，要成立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学术团体，创办抗日战争研究的学术刊物。胡乔木回国以后，向国内传达了这个意见，我们在胡乔木的建议下，在刘大年领导下，成立了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成立了抗日战争研究学术期刊，这些都是受到华裔美国学者吴天威的启发。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和抗日战争研究刊物成立以后，国内抗日战争研究的学术气氛才推动起来，这是学术界的事实。现在，我们抗日战争历史研究已经发展到一个很好的水平，学者也很多。所以，美国的华裔学者对国内抗战史研究起了推动作用，而且他们在谴责日本侵华方面非常勇敢。
读品：研究历史要关注现实，或者说，历史研究要为现实服务。您认同这句话吗？您是如何理解或践行这句话的？
张海鹏：历史为现实服务这种口号，这个说法我觉得是简单一点。但是重要的历史著作一定是受现实社会的启发产生的，任何重要的历史著作都不是受古代的启发产生的，都是说现实的问题。觉得受到现实社会的某种启发，觉得可以从历史上找某个题目来进行研究，来进入历史研究的境地。通过这种研究，加深对历史的认识，加深对现实社会的认识。说历史研究为现实服务，过于简单，解释起来会很麻烦。为现实政策服务，还是为现实的长远利益服务，还是为现实的战略利益服务？如果说历史研究是为现实和未来的战略利益服务，这一点我是赞成的。
张海鹏
历史学家。湖北省汉川县人，1939年5月生。1964年7月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学系，同年8月进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1994年1月起任所长，2004年7月离任。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首席专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社科规划办中国历史学科评审小组召集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主任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