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刀

近年来，关于两宋的中外著作汗牛充栋，绝大多数对两宋繁华极尽渲染。近代著名学者陈寅恪曾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以专攻宋史为著的德国汉学家迪特·库恩在《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一书中的观点亦颇富代表性，他认为两宋“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有人文精神、最有教养、最有思想的朝代之一，甚至可能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如此”。中外知名学者的积极评价，构成了诠释宋史繁华鼎盛的主流叙事。

历史研究者谌旭彬爬梳剔抉，既从宏观数据方面条分缕析，逻辑缜密，又以具体案例解剖麻雀，丝丝入扣，向读者展示了另一个宋代。

宋朝真的强大到足以笑傲全球吗？近年来，时见一些论著搬出宋代经济规模。谌旭彬通过分析调查后发现，这些论者对于宋代GDP评价之所以如此乐观，大都引用于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世界经济千年史》一书。根据麦氏提供的副表，宋朝GDP占世界总量为22.7%，不及同时期印度的28.9%。如果再仔细研读麦氏文章还会发现，麦氏著作中的中国不仅包括彼时的北宋，还包括辽、西夏、大理等地。也就是说，这个22.7%的占比还得多个地方细分。

今人对于宋代的一个重要“历史记忆”，往往与《东京梦华录》和《清明上河图》的文字与图画构成的繁荣盛景有关。谌旭彬研读大量史料后指出，无论北宋还是南宋，所谓的繁华盛景仅局限于开封、杭州等曲指可数的几座城市。这些城市看似商贾云集，热闹非凡，实际上不过是庞大食税群体豢养出来的虚胖假象。

谌旭彬指出，“两宋的繁华是一种汲取型繁华，而非发展型繁华”。在谌旭彬看来，繁华背后实为各种问题交织。百姓要想做生意，必须加入行会。行会之所以显得如此重要，是因为行会是官府摊派汲取的重要渠道：“官府会向城市居民‘科索’各种商品与劳役服务。为方便‘科索’，官府就强制要求商人成立行会”。加入行会，这是从商的“路条”。换句话说，行会并不是常说的行业自治机构，更像是满足官府汲取的一种社会化组织。

宋代的交子与会子，在一些论著中常见被赋予“世界最早纸币”的骄傲式解读。谌旭彬指出，宋代特别重视钱币纳税比例，另一方面货币却供给不足，必然导致民间钱荒。为了完成官府下达的任务，人们不得不争持有限的货币，于是持币者待价而沽，商品价格下挫，层层传导，最终吃亏的还是生产源头那些经济基础更差的一线劳动者。

谌旭彬最后写道，“两宋是一个繁华的时代，也是一个凋敝的时代。繁华是统治阶层的繁华，凋敝是被统治者的凋敝。或者说，这繁华是一种典型的士大夫的繁荣；这凋敝是一种典型的编户齐民式的凋敝。正如文彦博当日对宋神宗所言的那般，赵宋政权乃是‘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两宋未能突破封建帝制的传统束缚，只是在秦汉旧制上进行了适度改良。

对于两宋繁华的结论，主要有两种不同的对比视角，一是同时期的欧洲，二是中华历史的纵深。中世纪是欧洲最黑暗的时代，战争、疾病，各种矛盾与灾难交织，社会混乱，人口锐减，经济长期萎靡不振。相比之下，虽然长期须面对北方强大军事压力，但两宋社会平稳时期远较同期欧洲要长。此外，就中华历史纵深来看，相较于秦汉旧制，两宋徭税并不突出，社会商品流通更活，人口数量也是重要考量指标。认识两宋理应需要更多视角，这或更利于我们作出更可能符合历史事实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