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鼓楼，小粉桥1号。

上世纪90年代，这里是南大教职工宿舍，门前广州路车水马龙，住在此处的老师来来去去。

当时还在外语系工作的刘海宁，曾无数次经过这个地方。

他从未想过，这栋建筑的来历，也不曾听闻，这间旧居原主人的故事。

直到有一天，他和同事们接手了一本德语书的翻译工作，书名叫作《拉贝日记》。

“起初，我们并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一本书，也不知道拉贝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更不知道那些触目惊心的文字，居然就诞生在每天经过的那幢小楼里面。”

刘海宁说，这本书改变了自己，而其后长达二十七载的情缘，也从这里开始。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王子扬/文

施向辉/摄

王光强 袁俊帆 王子轩/视频

拉贝印象：一个善良乐观天真的人

提起约翰·拉贝，人们会想起一位知名读物的作者，或者面对屠刀临危不惧的义士，而在刘海宁心中，拉贝更像是我们身边的某个人，有血有肉，有真情实感。

拉贝与中国结缘的时间，比多数人想象中要早得多。出生于商贾兴旺的汉堡城，他很早便走出家门，四处经商。26岁那年，他来到了尚处于清末的中国，与这片古老的土地产生了联结。

“这不是一本消遣性的读物，虽然开头部分可能会给人以这样的印象。”这是《拉贝日记》前言的一句话，也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拉贝境遇和心态的变化。日军铁蹄肆虐，他赶回南京，一路上碰到的人和事，都随笔记下。随着所见之物愈发血腥残酷，他的笔调也逐渐沉重起来：

“1937年12月13日，一大清早，当我再次被空袭惊醒时，炸弹又一次冰雹般地落下……”

“1937年12月14日，汽车每开100米到200米的距离，我们就会碰上好几具尸体，死亡的都是平民……”

“1937年12月17日，在清理安全区的过程中，我们在一些池塘里发现了许多被枪杀的平民的尸体，大部分是被反绑着双手，其中有些人的脖子上还挂着石头……”

刘海宁认为，拉贝身上最大的特质，是他显示出的良善与爱心。“如果他没有爱心，就不会去做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也不会冒着生命危险去保护那么多南京的百姓。事实上，当时还有一些外国人留下来了，但他们没有参与到难民保护中去。”

而另一方面，拉贝天性乐观，他会用积极和乐观，对抗眼前的苦难。“拉贝本身就是一个乐观的人，从日记的语言中我们可以看到，每当遇到困难、身临陷境，他总是会通过调侃自己放松心情，我觉得这对他度过那段艰难的时光是有帮助的。”

刘海宁还告诉记者，拉贝离开南京后，去了上海、香港，又回到德国，在这期间，他做了一些反映南京大屠杀的报告，播放了贝德士拍摄的当时的影像，希望揭示日本侵略者的暴行。但这些行为也让他得罪了德国纳粹，不仅没收了报告，甚至让他失去了生活来源。

“可以看出来，拉贝是一个非常天真的人，当在自己的国家真正遇到困难时，他实际上也救不了自己。令人唏嘘。”刘海宁说。

“开始我们关在宾馆，还不知道这本书的分量”

与拉贝的传奇相对应的，这部书与中国读者见面的过程，也颇具传奇色彩。

因为拉贝的牢狱之灾和凄凉晚景，他的日记一度湮没于历史中，直至1995年，已故历史学者张纯如准备写一本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书，查阅资料时得知了拉贝的信息。第二年，她联系上拉贝的外孙女莱茵哈特夫人。

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59周年当天，莱因哈特夫人首次向世界公开了拉贝的日记。“那个时候，我还在南京大学工作，开始只听说江苏人民出版社和江苏教育出版社决定联合翻译出版一本书叫《拉贝日记》。当时并不知道拉贝是何人，也不知道有《拉贝日记》这回事情。”刘海宁说。

他告诉记者，因为时间紧、任务重，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的几位德语老师联合组成了一支翻译团队，勠力同心地“啃”下这本书。“任务接下来之后，我们都处在一个‘半封闭’的状态，所有的翻译就住在高楼门宾馆里，隔几天大家才可以回家一趟。我们立马意识到，这个翻译任务很重要，印象非常深刻。”

多人合译还面临着一个风格的问题，刘海宁回忆，当时翻译组按照拉贝日记的日期来分工，而后再由一位翻译出来，和编辑联合进行统校的工作，确保作品的完整统一。

随着翻译的进行、认知的深入，整个团队越来越意识到面前这本《拉贝日记》的分量，刘海宁表示他们的“情绪就开始进去了”，字字泣血的日记有三个地方，最令他意难平：

“首先就是日本侵略者的残暴，如果没有经历过那段时光，没有经历过那个事件，没有阅读过亲身经历的报告的话，可能我们后人都无法想象，南京一共被屠杀了多少人，但这些事件它是怎么发生的？”

“第二就是当时南京人民的无助。当面对强暴，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刺刀子弹，面对飞机投下来的炸弹的时候，南京老百姓非常的无助。也说明当时我们国家处于一种非常贫困，在国际上没有地位的一个状态。”

“第三，我当时翻了以后就非常感慨，面对自己的命运任人宰割的时候，当时能够给中国人、给南京人提供保护的，并不是南京人自己，并不是中国人自己，而都是外国人。如果看当时在江面上行驶的船只，在天空中飞的飞机，在马路上跑的汽车，全都是外国人，全都是外国的军队。”

之后翻译组于南京大屠杀60周年祭前夕，也就是1997年12月，完成了《拉贝日记》首个中文版的出版。

保有对历史的敬畏，二十七年情缘不息

喜读德国文学的人，不少都听过刘海宁的名字，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他就翻译了大量的德国书籍。无论是小说，如《夏日谎言》《局部麻醉》《狐狸那时就已经是猎人》《尼采的最后一个梦》，或者是社科类读物，如《男性的失灵》，或者是人物传记，如《萨乐美的一生》《我们可怜的席勒》，还有儿童文学，如《智破盗马案》，不胜枚举。

“比之于中国文学，德国的传统可能更偏重一种哲理文学，特别是20世纪以前，他们更多的经典作品都应当算是哲理文学、哲理作品的范畴。每当拿到一本德国的文学作品，一开始看，你可能感觉可读性不是很强，但是深读下去就会获益，因为这些书对小说情节的组织，对小说人物的表现，皆表达出作者哲学的思考。”

所以，刘海宁很愿意在翻译的过程中，和这些作者一道，去做严肃的思考，“我原来翻译过《尼采的最后一个梦》，还翻译过反映歌德和席勒的作品叫《我们可怜的席勒：还你一个真实的席勒》，从文学作品来讲，我比较满意，因为翻译这些作品在语言和文字上译者有比较大的处理空间。”他坦言，每当翻译完一部文学作品以后，他看到里面有自己有意识的风格在里面，就会感到满意。

然而无论翻译了多少书，最让刘海宁放不下的，还是27年前的《拉贝日记》。在随后的年岁里，影印版六卷本《拉贝日记》、青少版《拉贝日记》相继面世，这背后都少不了他的身影。“这种和历史相关的书，你永远不可能说达到百分之百的完美，出版社如果再版，我都会再不断地帮修订。”

“每一个版本翻译、修订完之后，我对这本书都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也对拉贝本人有了更加完善的认识。而且我更觉得，仅仅做一个翻译还是不够的！”刘海宁告诉记者，这些年，他一直在《拉贝日记》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工作。

“《拉贝日记》不是文学性作品，它是纪实性作品，这里面天然牵涉到很多真实的历史事件。所以我想在后续的工作中，进行一个全面的考证。主要从下面几个方面来，地名的考证、机构的考证、人名的考证、历史事件的考证。我想，如果把这四个方面的考证全部做出来，就应当是对南京大屠杀那段历史，非常全面的反映了。”

刘海宁告诉记者，越是深入，他就越觉得有必要把这工作做下去。“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我常怀着一种敬畏，对历史的责任感，因为我们现在不做的话，过去的时间越长，考证起来就越难。”

■对话

读品：请您聊聊和《拉贝日记》这本书结缘的经过？

刘海宁：那是在1997年，我还在南京大学工作。当时江苏人民出版社和江苏教育出版社决定联合出版单卷本《拉贝日记》。因为当时任务比较急，一个翻译肯定一下子完成不了，所以就由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的几位德语老师，联合组成了翻译团队。

就像写书一样，如果好几个人联合写一本书，那么就牵涉到风格的问题、表达习惯的问题。一开始我们也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当时一共有六位老师，所以大家按照日记的日期来分工，比如说某位老师负责几号到几号，翻译完以后呢，要有一个翻译做统校，目的，就是要把所有翻译的语言风格统一起来。

读品：拉贝在您心目中是位什么样的人？

刘海宁：首先我们谈他有爱心吧，如果没有爱心的话，他是不会去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同时也不会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去保护那么多南京的难民。除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几个成员以外，实际上还有一些外国人也留下来，但是他们并没有参与到南京难民的保护中去。

还有就是拉贝本身是一个乐观的人，而且这个特点，对他能够度过那一段艰难时光实际上是很有帮助的。拉贝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天真的人，所以他当时回到德国后，做了一些反映南京大屠杀的报告，同时也把贝德士拍摄的片子，在德国柏林的一些公共场所进行了播放。他以为把这种暴行揭示出来，那么德国政府可能会出于同情，向中国人民提供帮助。但是呢，当时的德国不仅把播放的片子给没收了，甚至把他的一些报告也给没收了，因为纳粹党在二战期间正是日本侵略军的盟友。

读品：距离首版翻译已经过去了27年，听说您还在着手《拉贝日记》进一步的工作？

刘海宁：这种和历史相关的书，你永远不可能说达到百分之百的完美，出版社如果再版，我就会再不断地帮修订。我们看书，如果看的只是一篇散文，或者是一部普通的文学作品，那么大家看完一带而过就过去了。但是《拉贝日记》不同，它不是文学性作品，它是纪实性作品，这里面天然牵涉到很多真实的历史事件。

所以我想在后续的工作中，进行一个全面的考证。主要从下面几个方面来，地名的考证、机构的考证、人名的考证、历史事件的考证。现在这项工作，大概做了十分之一吧。而且做下来以后，我愈发觉得有必要把这个工作做下去，如果把这四个方面的考证全部做出来，就应当是对南京大屠杀那段历史，非常全面的反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