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兴 白珂琦

那会儿，不喜欢自己的名字——白苇琦。

那是一场悄无声息的演变。不知从哪天起，白苇琦叫着叫着，慢慢串了味，变成让人嗅觉味觉同时起反应的名儿——白煨鸡。在那个啥都要凭票供应的上世纪70年代，这样一个充满诱惑力的词，是会让人两眼放光、口舌生津的。

你要知道，生活在小镇就像生活在朋友圈，连走错路，都是熟人。他们开开心心地叫你，你还必须答应，承认自己，就是一只白煨鸡。特别是父母熟络的朋友，老远见我就喊出那仨字，笑意盈盈，带着一种欢喜、一种亲热，拖着久久不散的尾音，丝滑又黏稠。到后来，干脆连姓都省了，直接煨鸡煨鸡的，好像在饭店点一道招牌菜。而当时还懵懂的我，回应一声响当当的“哎……”仿佛那电影里跑堂的京片子：好嘞您呐，客官请稍等！

某件事物在传播过程中，难免会被夸大，甚至变异。这不，更有甚者，竟然把烹饪方法都改了，又把我“做”成了白斩鸡。有人顺便来了句顺口溜：白斩鸡，白斩鸡，酱油蘸蘸好东西！

从此，他们一见我就绽开甜甜的面孔，唱山歌似的。如果这时身边有小伙伴，真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

说到小伙伴，还真有个受牵连的。她叫静，人如其名，文静秀气。我俩整天形影不离玩在一起。

可有一天，静看到我转身就跑，我不明就里，仍屁颠屁颠地跟在她身后。刚追上拉住她的手，有个大人路过，一声“煨鸡……”脆亮悠长。静听了，加大扭动身子的幅度，小脸通红，见甩不开我，猛地蹲下，把头埋进膝盖抽泣起来：呜呜呜，我真的不想做红烧肉啊！

原来，为了搭配我这只白煨鸡，雪白粉嫩的静被生生地叫成了红烧肉，且知名度日渐提升，大有压倒我这只白煨鸡，勇夺头菜之势。从大人到孩童，由街巷至学校。我还木头木脑地认为，我们已成为最佳搭档，亲密度进一步加深。

此时见她这么委屈并开始疏远我，我不禁悲从中来。

回家嚷着要改名，母亲“扑哧”一声笑开，掏出手绢，在我涕泪横流的脸上抹了一把，对我说：你爸呀，在你出生时正迷恋普希金呢，挑了他全名中两个字的同音字，就帮你起了。我，反对无效！

我一直怀恨在心，等到会查字典，就去查普希金是谁。原来是俄罗斯著名诗人，他的全名是“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我哭笑不得，巧的是，还正好姓白，这俩搭在一起，难道不是绝配吗？难怪人家叫得那么欢。

随着改名，白煨鸡和红烧肉的叫声慢慢消失了。

此后每当这俩菜上桌，就会想起曾经带来的困扰。可随着年岁增长，心中却越发怀念。

这不，那天走在街上，听到一声久远又熟悉的呼唤。这声呼唤，仿佛把我纷杂生命底色中最鲜活的部分抽离出来，重新呈现，我的目光变得澄澈清明。循声回望，认出是母亲的老同事林阿姨，她满头白发，驼着背，掉了牙，正笑眯眯地看着我。声声“煨鸡”恍若隔世。

那时候，小家小院，一户挨着一户，就像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下雨时，会有人帮你收晾晒的棉被。可以端着饭碗，到邻居家夹上一筷菜。相互关照，相互调侃，相互叫着好笑的绰号。如今，居住环境改变了，人心反而逐渐疏离。好像再也听不到绰号这一说了，孩子们也不扎堆一起疯玩，大人们多数成为“低头族”，捧着手机仿佛拥有了整个世界。人与人之间，少了一份不设防的热心与交融。

话又说回来，那时过年才吃得上的白煨鸡和红烧肉，现在早已成为普通家常菜。小朋友们的选择更是丰富多彩，你看，他们宁可去很远的店里吃一顿肯德基，也不愿在家里吃一块白煨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