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有顺“出道”很早。他虽然是70后，却和60后这代批评家一起成长，相当长的时间里，他都是中国当代活跃的文学批评家中最年轻的一位。

1992年，还在读大二时的他，开始写文学评论，而且一下就在各种学术刊物发表了，大三时，他写的一篇关于先锋长篇小说的万字长文在《文学评论》发表，成为《文学评论》复刊以来年龄最小的作者。“走在路上，遇到系主任，他很远跑过来对我说，祝贺你。当时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一篇文章是很难的，现在就更难了。”

说起这段历史，谢有顺认为自己的经历难以复制。他在上世纪90年代进入的文学现场，相比80年代的金光耀眼，已经黯淡了许多，学术行业同样清冷，愿意静下心来从事文学研究的年轻人不多，这反倒让他能够被人记住。

作为新时期文学的同路者，谢有顺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他说，承认中国当代文学这四十几年所取得的成就，同样需要胆识和勇气，“很多当代作家的作品，放在同一时期世界文学的尺度里，也是可以平等对话的”。

面对呼啸而来的新媒体、新技术对人们阅读方式和趣味的重塑，谢有顺认为，这未必不会为文学带来积极的改造。“没有谁告诉我们‘文学应该这样’，文学所作出的所有努力，就是为了告诉我们‘文学还可能是怎样’。”

新近出版的文学评论集《文学的深意》，较为全面地呈现了谢有顺近些年来对当代文学的观察和思考。对当代文学有何总体判断？AI时代的文学将向何处去？谢有顺接受了现代快报记者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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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经历表明文学确实有过自由生长的阶段

读品：1990年你进入福建师大中文系学习，大二开始发表评论文章。能否谈谈你的文学启蒙和阅读状态？一般来说，大学生会倾向于文学创作，比如写诗、写小说，你为什么会选择写学术文章？

谢有顺：我童年生活在乡村，也是在村里读的初中，当时能够接触到的书籍很有限，尤其是文学期刊，几乎看不到。那时我所读的书，就连四大名著往往都是不全的，是前后掉页的那种，也根本没钱买书，甚至曾把中医的《汤头歌诀》整本背下来。真正开始了解文学是到县里读中师之后吧。最疯狂的阅读阶段是大学时代。那时成天逛书店，泡图书馆，等每一本新期刊出来。我是宿舍里睡得最晚的人，平时也很少参加集体活动，我把多数时间都用来读书了。尽管我志在研究文学，但我觉得文史哲是不分家的。我不仅读文学和文学理论，更是大量阅读哲学、历史和思想类著作。像海德格尔、萨特、加缪的著作，雅斯贝尔斯、波普尔，甚至维特根斯坦的比较晦涩的书，我也读了不少。你问我为何会选择学术研究为志业，跟这些阅读经验可能是密切相关的。

读品：你是70后，却和60后这代批评家一起成名，相当长的时间里，你都是中国当代活跃的文学批评家中最年轻的一位，你的成名之路难以复制。回头来看，这其中有什么偶然和必然的因素吗？

谢有顺：也许是偶然吧。我开始发文章时，是1992年左右了，商业和消费的力量开始深刻影响中国文学界，文学杂志举步维艰，学术是一个清冷的行业，那时愿意静下心来从事文学研究的年轻人很少。研究生的培养规模也小，同龄人的竞争就没那么激烈。而我从大学本科开始就在《小说评论》杂志上开专栏，也在其他刊物上发表了不少长文，自然就容易被人记住。直到上世纪末，70后一代，写小说的开始很热闹了，出现了棉棉、卫慧等70后作家群现象，写评论的同代人仍然很少。70后作家群集中出版的第一套丛书《文学新人类》，还是我主编的。

当然，可能跟我一开始就关注先锋小说、关注新的文学观念也有关系。记得1992年我发表的第一篇万字长文，就是关于先锋小说，讨论的是先锋小说的语言问题，新的叙事语言是如何生成故事，又是如何消解故事的。那时，我甚至对先锋小说的转型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比如，余华的《活着》刚发表，我就看到先锋作家从之前的热衷于形式探索，到重回讲故事的路子，这里面蕴含的问题，我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回头看这段时光，虽然观点颇为稚嫩，但当时的胆量、敏锐度以及自觉的文体意识，确实助力了我较早就形成了自己的一些风格。我跟我的研究生说过，你们该怎样发展就怎样发展，不要学我，我的成长历程是你们学不来的。我的经历，表明文学确实有过自由生长的阶段。

读品：你在90年代进入文学现场，开启了自己的批评事业，当时“文学热”已然过去，文学面临着经济大潮的冲击。你怎么比较80年代、90年代这两个年代？

谢有顺：必须承认，每个人都脱不开时代对他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任何对时代的粗疏概括都可能是刻板的、大而无当的，总是有很多个体会从时代逃逸出来，尤其是那些无羁的思想，常常是一个例外。真正的文学不是只看时代的表象，而是要去发现个体、创造个体。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就是个人的发现。对文学而言，重要的不是时代，而是时代对无数具体个体的影响，“事件发生之后”的故事，才是时代真正的影像。

没有问题意识和现实感

任何研究都是可疑的

读品：你直言文学研究界存在一条“鄙视链”，研究先秦的看不上研究唐宋的，研究元明清的看不上研究现当代的，你指出“这种对时间的迷信是肤浅的”。这种肤浅体现在哪里？

谢有顺：我所感慨的是，很多的写作和研究，缺一点当代意识，这是致命的。真正有价值的写作和研究，都必须思考“现在”。没有人有权利蔑视“现在”。持守这个立场，就是一个作家和学者的担当。当年胡适说自己的思想受赫胥黎和杜威影响最大，赫胥黎教他怎样怀疑，杜威则教他“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我想，正是这“顾到当前”的现实感，使胡适成了那个时期中国思想界一个敏锐的触角。

钱穆说晚清中国文化的衰败，很大原因在于文化成了纸上的文化；而春秋战国时期，能迎来思想的黄金时代，得益于那时的思想有巨大的“现实感”，而不仅流于回忆和空谈。切近现实问题，切近当下，永远是新思想和新艺术的源泉。今天的作家、学者要处理好这么复杂、丰富、尖锐的当下性议题，更要有一种当代意识，有一种直面“现在”的勇气。

读品：现当代文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一个令人焦虑的学科，它所面对的研究对象的历史十分短暂，其边界也在不断地变化。你在踏入这一学科之时，也曾有过焦虑吗？

谢有顺：我没有这种焦虑，我们从来不为一个学科而写作，我面对的问题永远是“文学”本身。如果“文学”消失，文学研究不再是“问题性学术”，而成了单一的“学科性学术”，这样的研究只是知识层面的繁增，并没什么值得夸耀的。严复说：“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马克思说：“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这些话仍然值得重温。单纯追求“多识”和“答案”的时代过去了，尤其是Al时代来临，“多识”和“答案”是最容易被 Al替代的。没有“大问题”，没有“打动”，在我看来，任何研究都是可疑的。李泽厚八十年代在答记者问时曾说：“不写五十年以前可写的东西，也不写五十年以后可写的东西，我只为我的时代而写。”我们虽然没有李泽厚这种气魄，但“只为我的时代而写”的自觉还是值得学习的。

读品：你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你对沉迷于体系建构、创造“新名词”、重史论不重作品的研究风气不以为然。

谢有顺：文学研究的知识化、体系化，固然完备了学科体系建设，但在人文学科发展的过程中，过度迷信知识化和体系化，也扭曲了我们对文学的理解。体系建构代表了一种学术雄心，但过于粗疏的体系建构也可能滑向空洞化、大词化的窘迫境地。近年不断有学者站出来，强调文本细读的意义，并倡扬以作品为中心的文学史写作观，也是出自对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的纠偏；很多不充分吸纳文学批评成果的文学史书写，普遍流于文学外在知识谱系的梳理，无法有效解读作家作品，也必然难以从各种艺术变革中引出准确的文学判断。

新媒体未必不会为文学

带来积极的改造

读品：你觉得中国当代文学是否存在真正的高峰作品？

谢有顺：从艺术上说，四十多年前的中国当代文学，即新时期文学开始，起点是很低的。经过这几十年的努力，在我看来，至少在诗歌、中篇小说、长篇小说、文学批评等方面的成就已不亚于现代文学甚至超过了现代文学，这应该是不难判断的事实。

现代文学时期的作家因为参与了现代汉语的创建，见证了一种语言从出生到成熟的过程，他的重要性会更突出。而当代文学在语言比较成熟的状态下，要想有所创新，并建立起一种全新的语言风格，难度就要大得多。但这并不能成为我们漠视中国当代文学成就的借口，从现有的中文译作来看，很多当代作家的作品，放在同一时期世界文学的尺度里，也是可以平等对话的，比如苏童的一些短篇小说，艺术水准并不见得逊色于那些已翻译过来、与他同龄的西方作家。

所以我曾说，承认中国当代文学这四十几年所取得的成就，同样需要胆识和勇气。尽管我还无法判断哪些作品是“高峰”，但很多作家正在攀登的阶梯上，这点毫无疑问。

读品：前不久有批评家提出，一些50后、60后作家对于当下生活的描写，表现得“非常昏聩”，对此你怎么看？

谢有顺：你要求作家的每一部作品，都要超越他之前的作品也不现实。事实上，有时候一个作家还在写，比他写了什么、写得如何更重要。像莫言、余华、格非、毕飞宇这些作家，他们一直在写，一直在文学现场，这对于读者来讲就是幸福的。至于对他们新作的争议，好还是不好，这涉及你持守何种文学价值去评价。他们也许正在换一种方式思考、认识世界。像近来莫言、余华这些作家对新媒体没有拒斥，表明他们试图去理解年轻人、亲近年轻人，这是非常好的心态。这种心态会保证一个作家走得更远。

读品：顶流作家纷纷走进直播间或开设视频号，作家需要不过度阐释自己而只让作品说话吗？

谢有顺：有视频号后，他们看起来和时代有一种新的交往方式，但骨子里、写作上一定有自己一直不变的东西。变化是一个客观事实，这种影响有时也是积极的，我们不需要过度去焦虑、抗拒。不要过度夸大这种媒介变化带给人的消极影响，也要认识到它的积极方面。比如新媒体时代传播方式的变化、阅读趣味的变化，未必不会为文学带来积极的改造。一百多年前，小说还被认为是末流、小技，不登大雅之堂，但不过短短几年时间，经过鲁迅等现代作家的努力，小说迅速成了一个显赫的文体。没有谁告诉我们“文学应该这样”，文学所做出的所有努力，就是为了告诉我们“文学还可能是怎样”。如果文学的可能性被关闭了，那才是文学的悲剧。

谢有顺

福建长汀人。现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作家协会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等。出版有《文学的深意》《成为小说家》《散文中的心事》等著作二十部。曾获冯牧文学奖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入选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