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发布的讣告，共和国勋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第一代核潜艇工程总设计师黄旭华于2月6日逝世，享年99岁。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2019年9月29日，黄旭华被授予“共和国勋章”。在颁授仪式上，黄旭华曾说：“共和国勋章的光荣属于核潜艇战线的每一员。为自己是一名国防建设的老兵而自豪。我和我的同事们，此生属于祖国，此生无怨无悔……”

弃医从工

1926年，黄旭华出生于广东省海丰县的一个小镇，小学毕业时，全面抗战拉开了序幕。黄旭华在炮火和动荡中走过了他的少年和青年。

父母是医生的黄旭华，儿时的志向是从医，治病救人。“我的父母一辈子都在治病救人，他们的希望以及我从前的愿望，都是能够子承父业继续从医救人。”黄旭华曾聊起自己的中学时代。

高小毕业时，恰逢全面抗战爆发。白天上课，每当日寇飞机声响起，老师便拿起小黑板带着大家往外跑，“冬天藏在甘蔗地里，夏天躲在大树底下”，读书上课就像“打游击战”。

黄旭华曾在采访中表示，面对日军狂轰滥炸，桂林满城烟尘、一片废墟，“为什么日本鬼子想炸就炸、想杀就杀？为什么中国这么大，却连个安心读书的地方都没有？”

自此，黄旭华就改变了主意，决定不学医了，而是要学航空，学造船。后来，黄旭华考入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学习，为他一生的事业打开大门。

1949年4月，黄旭华加入中国共产党。

白手起家

为打破美苏等国的核潜艇技术垄断，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央决定组织力量自主研制核潜艇。黄旭华有幸成为这一研制团队人员之一。

支部书记同他谈话，说了三点，一是“你被选中，说明党和国家信任你”；二是“这项工作保密性强，这个工作领域进去了就出不来，犯了错误也出不来，出来了就泄密了”；三是“一辈子出不了名，当无名英雄”。

领导对他说，你能接受这种工作吗？黄旭华毫不犹豫回答：“能适应，而且是自然适应。”

上世纪50年代末的中国，没有一个人真正懂得核潜艇，也没有任何参考资料。

“从物质到知识，用一穷二白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现在回头去看，当时连基本的研制条件都不具备，我们就开始干了。”黄旭华后来回忆说。

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黄旭华和同事们大海捞针一般从国外的新闻报道中搜罗有关核潜艇的只言片语，用算盘和计算尺去计算核潜艇上的大量数据。

没有现成的图纸和模型，就一边设计、一边施工，白天黑夜加班加点。

没有计算机，就用算盘和计算尺，日日夜夜、月月年年，算出了首艘核潜艇几万个数据。

为了控制核潜艇的总重和稳性，边角余料都要一一过秤。几年的建造过程，天天如此，使核潜艇下水后的数值和设计值几乎吻合……

面对国外严密的技术封锁，黄旭华带领团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一路攻克种种技术难关，突破了核潜艇最关键、最重大的七项技术，让茫茫海疆有了中国的“钢铁蛟龙”。

“潜”功告成

1965年，核潜艇研制工作全面启动，1970年12月26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1974年8月1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为“长征一号”，正式列入海军战斗序列。

“从1965年计划正式立项，用了不到十年，我们造出了自己的核潜艇。”黄旭华说。

十年磨一剑。黄旭华及其同事们荒岛求索，在世界核潜艇史上写下光辉篇章——上马三年后开工、开工两年后下水、下水四年后正式编入海军进入战斗序列。至此，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使得中国具备了二次核反击的能力，茫茫海疆成为阻隔外敌的海上长城。

1979年黄旭华担任“09工程”副总设计师，1982年任总设计师。

核潜艇是否有战斗力，极限深潜试验是关键。1988年4月，中国某新型核潜艇进行首次深潜试验时，62岁的黄旭华决定一试。然而，全世界都没有总设计师随核潜艇做极限深潜试验的先例。

深潜试验追求的是极限下潜，将下潜到设计的极限深度，这个深度预示着危险。试验前，核潜艇总体建造厂为参试同志拍了“生死照”，以防万一失败后做个“最后的留念”。参试的年轻艇员满腔热血，有的甚至写好了遗书。

看到这个情况，年过花甲的黄旭华立即作出一个惊人的决定：亲自参与深潜！

黄旭华说：“深潜不是冒险，我对它有信心。而且，万一深潜过程中出现异常现象，我可以及时帮助采取措施。我不是充英雄好汉，要跟大家一起去牺牲，而是对大家的生命安全负责，确保人艇安全。”

一小时、两小时、三小时、四小时，黄旭华下到水下极限深度，完成了四个小时的深潜试验。当到达设计深度时，巨大的水压使核潜艇艇身多处发出“咔哒”的声响，惊心动魄。黄旭华沉着应对，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数据。

试验成功，艇上沸腾起来。握手的握手、拥抱的拥抱，哭的哭、笑的笑。黄旭华笑了，当即挥毫：“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

愧对家人

黄旭华自称是“一个不称职的儿子、不称职的丈夫、不称职的父亲”，对家人满是愧疚。

“为了不泄露国家机密，我淡化了与亲朋好友之间的联系。父母多次写信，问我在哪个单位工作，做什么工作，我都避而不答。父亲病重的时候，我没能回家看护；父亲病逝，我也没能奔丧。父亲至死也不知道他的三儿子在什么单位，更不知道是在干什么工作。”黄旭华表示对家人有着无尽的遗憾。

因为从不知道黄旭华做的是什么工作，30年来家人屡有埋怨、不理解。直到1987年，上海《文汇月刊》刊登报告文学《赫赫而无名的人生》，描写中国核潜艇总设计师的人生经历，提到了“黄总设计师”和“他的妻子李世英”。黄旭华隐秘30年的生活，才渐渐显露于世。

母亲没想到，30年没有回家，被家里的兄弟姐妹们埋怨“不要家、忘记养育他的父母的不孝儿子”，原来在为国家做大事。

1988年，两鬓斑白的黄旭华回到广东老家，见到了93岁的母亲。想到母亲对自己的谅解，黄旭华眼含泪花：“人们常说忠孝不能双全，我说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

对于妻子李世英和三个女儿，黄旭华同样心怀愧疚。

1956年，黄旭华与李世英结婚，次年大女儿黄燕妮出生。自他开始研制核潜艇之后的几十年间，夫妻要么天各一方，要么就是同在一地却难相见，妻子李世英只好独自操持着家里的大事小情。李世英说：“我理解他的工作性质。党派他去哪里，他就需要去哪里，这是我们应尽的义务。”

在黄燕妮眼中，父亲“不会轻易流露感情却很重感情”。她记得多年前，母亲搭乘公共汽车时从车上被人撞下来伤势严重，医院下达病危通知书后，父亲赶到医院“很伤心地哭了”。

黄旭华曾说，“我欠了我的父亲、母亲，欠了我的爱人、女儿，欠了一辈子还不了的情债。”但是，国家的需要，他没有其他的考虑。“人家问我，忠孝不能两全，你怎么理解？我觉得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

综合上游新闻、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船舶微信公众号、新华每日电讯、中新网、广州日报、澎湃新闻、长江日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