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羽

王昌龄有《出塞二首》，颇为知名，其一：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其二：骝马新跨白玉鞍，战罢沙场月色寒。城头铁鼓声犹振，匣里金刀血未干。王昌龄早年人在边关，铁马金戈，此情此景，他才有如此边塞诗歌，被称为七绝圣手。明代李攀龙、王世贞兄弟对之评价甚高，认为是李唐绝句中的上乘压卷之作。王昌龄还有《芙蓉楼送辛渐》，也是名篇，而名气之大，还是此《出塞二首》，他提到了胡马、骝马，也说到了白玉鞍、沙场、金刀等，沙场之上，啸啸马嘶，秦汉明月，寒气逼人，好一幅战场画面栩栩如生。

骝马也好，胡马也罢，在冷兵器时代，因马匹的存在与驯化所带来的文明缔造与演进远远超出现在人的想象，这是不争的事实。戴维·查费茨的《马匹与文明的缔造》，以宏阔的视野、扎实的资料、娴熟的笔墨，展示马匹这一似乎早已淡出大众视野的动物与人类文明发展的密切关联，不仅仅是马的历史，更是人类文明的历史，别开生面，堪称上乘之作。

《马匹与文明的缔造》是一部按照马的进化过程的欧亚文明发展史。作者从公元40000年前开始，细说马与人的关系。马最初生活在北美洲。1928年在爱达荷州一牧场发现的具有350万年历史的马化石，至今仍是现存最古老的马匹证据。然而，当西班牙探险家埃尔南·科尔特斯带领的骑兵于1519年在墨西哥韦拉克鲁斯登陆之时，北美人已经有12000年没见过马了。古生物学家推测，第一批通过亚洲和阿拉斯加之间的陆桥抵达北美洲的人类灭绝了游荡于那里数百万年的马。还有一种可能是，气候变化将北美洲原本草场茂盛的环境变成了不太适宜马匹生活的森林。这可能是马在北美终结之路的开始。我们对马的这一了解，和对长毛象和剑齿虎的了解一样，只能从史前岩壁艺术和化石中获得。然而，大约就在爱达荷州化石所代表的马属动物生存的时期，这一动物开始反方向穿越亚洲和阿拉斯加之间的陆桥。在向“旧世界”的新草场迁徙的过程中，这批马属动物分化成存活至今的三个物种：马、斑马和驴。在欧亚大陆寒冷地带生活的马属动物进化成了现代的马，而在更南边的北非和阿拉伯半岛那些较热、较干燥的气候条件之下，马属动物则进化成了斑马和驴。

马在起初是作为猎人的食用对象而存在，史前猎人对马肉的热爱还有坚实的营养基础。马肉富含对马匹健康和生长至关重要的蛋白质和脂肪酸，相较于其他肉类，马肉的饱和脂肪含量低，人类容易消化。这是今天的蒙古人常常用马肉帮孩子断奶的一大原因。欧洲和美洲餐桌上很少见到马肉，是因为8世纪罗马教廷颁布的禁令使然。马肉的独特性及其高营养价值，使史前欧洲人大快朵颐没少吃马肉。1866年，在距离拉斯科不远处的梭鲁特考古遗址，发现了一万具被屠杀的马匹的骸骨。那些马属于高卢马的亚种，相较于今天的马体型小，四肢轻盈。梭鲁特镇的气候和现代蒙古的气候相似，冬天寒冷干燥。与狗相比，马的驯化时间要晚得多，狗的驯化历史可能比马早2万年，而绵羊的驯化则比马早7000年。在马驯化进入公元前第三千纪末期的过程中，除了杀马食肉外，人类开始饮用马奶。这标志着人类对马匹的依赖性显著增加，也意味着人类与马匹亲密关系的开端。在之前的几千年里，人类与母牛、母羊打交道的过程中，学会了从哺乳动物身上挤奶。

若仅仅停留在食用马肉、喝马奶这一层面，就大大低估了马的作用。人类通过观察比对发现骑马所带来的效益大大超出其他价值。对生活在远离草原的人们来说，骑马在社会和政治两方面都没有产生重大影响。公元前2000年左右，骑马的间接证据体现在草原上广泛分布的牧马活动之中，这也是游牧民族进入中东、欧洲、印度和中国的千年进程的开端。驱使马匹不断前行的诱因，是它对新鲜牧草的需求，而非人类的不安分。骑马只是让人类能够跟上马的步伐。与绵羊不同，大多数马每天都需要喝水，而且它们对咸水的耐受性并不比人类强。马会长途跋涉寻找水源，它们会通过大量出汗来降温，这种降温方式在动物中很少见，但在人类中却很普遍。与其他植物相比，草的营养价值较低，马必须整日进食，甚至晚上也要吃草，导致每次只睡两三个小时。如果遇到草的营养价值低于正常水平，马一天的进食时间就不够，就会挨饿。传统牧民对当地水草状况了如指掌，令现代农学家和水文学家深感钦佩。对牧民而言，能否找到优质牧草生死攸关。要知道，马被牧民称为“讲卫生的动物”，它们不会在有粪便的地方吃草。这也意味着，一旦马群在一片草场上吃过草，它们自己的粪便的气味就会驱使它们到别处去，即使这里水草丰美。

换言之，养马需要广阔的空间，牧民营地的马匹越多，牧民就越需要向更远的地方分散。根据当地条件，一顶五六口人的帐篷需要饲养10～20匹马、几头牛、200只绵羊和山羊才能维持生活。因此，一个拥有五六顶帐篷的营地需要放牧1000多头牲畜。这样一个营地需要23平方英里的草原，在戈壁或塔克拉玛干等沙漠地区则需要70～140平方英里的土地。这相当于只有几十人，却要占据费城或格拉斯哥这么大城市的面积。据历史学家估计，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有100万人口，分布在约6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上，面积是得克萨斯州的两倍多，是大不列颠岛的六倍多。蒙古的牲畜数量多达1500万～2000万头，其中包括100万匹马。

马匹一旦成为人的坐骑，历史就开始了新的变化。有了马拉的战车，有了驾驭战车的驾驭手，有了战马，有了射手，马一旦被运用于军事征伐，其威力类似于如今的核武器、无人机，是重大的战略资源，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碰撞交融就此展开。英雄的坐骑、帝国的引擎，波斯与印度的对抗，也就是战马与大象的较量，而在古老的中国，有了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有了秦始皇的战马，更有了为阻挠匈奴铁骑的长城。长城边墙，怎能阻挡骑兵的剽悍迅猛快捷如风？重金求马，激烈对抗，多有反复，为马疯狂，为马焦灼，当年的汉武帝时代，卫青霍去病李广等一代名将跃马扬刀冲锋陷阵，也并非总是凯歌声声。作者甚至说，丝绸之路，也应该叫马匹之路，这样的拉锯对抗一直到了成吉思汗的草原帝国才被发挥到了极致达到了巅峰，欧亚大陆的版图也就此改变，为之颤抖。作者说到了成吉思汗后的帖木儿，也说到了朱元璋、康熙帝、乾隆帝，更说到了莫斯科大公国的崛起，而最终的博弈是大英帝国与俄罗斯的殊死较量，作者落脚收尾在阿富汗的国王于1973年流亡，这位马背上的查希尔沙。

作者以宏阔的视野与生动的叙事，揭示了马怎样深刻影响乃至深度改写了人类文明的轨迹，也再次昭示我们，文明并非仅有单线的人类叙事，文明的演进是人、动物与环境共同缔造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