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远

2023年以95岁高龄去世的池田大作是20世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不仅曾为增进中日人民的理解和友谊做出长期努力，还致力于通过广泛地对话推动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和不同文明之间的互相交流，并对关乎人类命运与未来的大问题发表意见。在他深度对话的嘉宾名单上，我们可以看到常书鸿、季羡林、金庸、章开沅、王蒙、杜维明等中华文化名家以及基辛格、戈尔巴乔夫、马尔罗（具有国际影响的法国作家和政治家）、奥锐里欧·贝恰（罗马俱乐部创始人）等政学两界知名人士的名字。“池田对话”这种交流形式肇始于1972年和1974年他与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伦敦的两度对谈。1974年汤因比与池田的对话录结集出版后，曾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广泛反响，被视作池田文化名人系列对话中议题最广泛、反思最深入的一种。1985年这本对话录以《展望二十一世纪》为题被首次引入中文世界，也成为80年代“文化热”思潮中风靡一时的作品。

第一次对话时，汤因比已是83岁的老人，池田的年龄差不多只有他的一半。两人的民族身份、文化背景、宗教信仰、志业兴趣和价值立场也都相差甚远：一位是有基督信仰的西欧历史学家，以对人类文明的总体观照闻名于世；另一位则是成长于东亚佛教文化传统中的社会活动家，致力于国际间文化交流并深度参与政治实践。不过在长达数十天的对话中，两人却能够在精神世界超越现实差异，他们的交流纵贯古今，横跨全球，追溯过去，着眼当下，展望未来，从宇宙天体、生命起源、宗教哲学、道德伦理、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环境保护、国民经济、社会福利、政治制度、领导选择、军备竞赛、战争与和平，一直到对未来“大同世界”的展望，几乎探讨了人类社会与20世纪所有迫切的问题。半个世纪过去了，世界总体格局和人类精神面貌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即便如此，两位智者的思想依然具有穿透历史烟尘的魅力，对当下身处某种时代迷局中的我们有所启示。

池田大作起意拜访汤因比，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在那之前两个月，受罗马俱乐部委托，以德内拉·梅多斯为首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研究团队发表了《增长的极限》一书，在欧美社会引发“爆炸性”的反应。这本书在探索了过去近两个世纪里全球经济五个子系统（人口增长、粮食生产、工业发展、环境污染及不可再生资源消耗）的互动模式后，向全世界发出警告：经济和人口的指数级增长将很快超越地球承载的极限，如果上述五个子系统按照现在的趋势继续无限制的增长，地球资源将在21世纪末之前枯竭。这番“盛世危言”给战后日益沉迷于全球性繁荣盛况的人们以当头棒喝，促使他们开始正视为满足自身需求过度消耗资源给人类未来可能造成的风险。而彼时在地球上率先实现工业化的“日不落帝国”，大哲学家罗素已经去世，汤因比恐怕是健在的最有声望的英国学人，池田尝试从后者那里寻求解决人类困境的答案，应是经过慎重考量后的选择。

事实证明，对工业文明的反省是汤因比谈话中最深刻的部分。从对历史的考察出发，他强调，现代工业和科技发展，一方面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也把本来应该被当做一整个有机体系看待的世界系统人为地物质化了，换句话说，把人—文化—自然之间的有机联系任意分割开，就像在某些医生眼里，病人不是一条活生生的生命，而是若干有病没病肌体的组合，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人类社会体系的全球性崩溃。此外，无节制的工业发展也导致社会与自然关系的分裂，也就是自然环境的恶化和生态环境的破坏，越来越多的所谓“天灾”，笼罩上“人祸”的阴影。更不用说，工业文明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创造了足以毁灭这些财富的物质和社会力量，汤因比提醒世人，科技已经在人类脖子上套上了绞索，“越挣扎就越可能加速死亡”。在汤因比看来，工业文明发展到破坏人类生存环境乃至人类自身这一步，根本原因在于“人的贪欲和侵略性”，这是“自我中心主义的产物”。自我中心主义把人与自然看做两种完全对立的世界，把人与社会的关系同样看作相互对立的关系。在这种观念支配下的人类行为，不仅不能合乎规律地发挥现代工业技术的作用，反而导致社会矛盾的加深和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而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根本出路在于变革人类总体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重新思考世界本来的秩序，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在社会中的位置。“要根治现代社会的弊病，只能依靠来自人的内心世界的精神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