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

我虽然长期以“文学研究”的名义混一口饭吃，但在文学研究上，一直是三心二意的。我的专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按理，应该多读中国现当代文学方面的书。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由于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方面读得并不多，针对这个领域发言时，有时就难免荒腔走板。关于汪曾祺，我就发表过荒腔走板的言论。那是1990年代中期，汪曾祺正“热”着。针对“汪曾祺热”，我写过一篇短文，大意是：汪曾祺固然是好作家，汪曾祺的小说固然是好作品，但在任何时代，汪曾祺式的创作，都不应该成为“主流”。文章强调，在任何一个时代，成为文学主流的，都应该是那种黄钟大吕式的作品，都应该是有着深刻的思想性的作品，都应该是那种本身血肉模糊而让人读了涕泪交流的作品。至于汪曾祺式的作品，则应该永远处于比较边缘的位置。

在写这篇文章的几年前，我见过汪先生。一起活动了好多天。一起喝了许多酒。一起抽了许多烟。这篇文章发表的几年后，我第二次见到汪先生。从汪先生的神态上，我看出他对我那篇短文是在意的。但我当时并没有想要向汪先生解释什么，当然，更谈不上道歉了。因为那时候，我并不认为自己的观点有什么不妥。

这次见面后不久，汪先生便与世长辞了。

意识到那篇短文的荒谬，是后来的事情。

这篇文章的立论，在逻辑上就是有问题的。强调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主流应该是什么，前提是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都应该有一个“主流”，都必须有一个“主流”，都必然有一个“主流”。这前提似乎是无需证明的。但实际上，并非每个时代的文学，都有那种凸现着的“主流”。就说我那篇为文学“主流”定义的短文发表之后的数十年间吧，就并没有出现那种汹涌澎湃、让其他的水流都成为支流、细流的滔天巨流。

写这篇文章的动机，是担心过度的“汪曾祺热”，会让汪曾祺式的作品成为主流：这简直就是笑话了。

我写那篇荒腔走板的文章时，才三十来岁。这样的荒腔走板，原因不止一种。这不说也罢。总之是，后来，当我比较系统、比较精细地阅读过汪曾祺后，我认定，汪曾祺是“作家中的作家”。在运用现代汉语进行文学表达方面，汪曾祺是令人惊叹的奇才、怪才、大才。读汪曾祺1940年代的小说，我惊异于汪氏二十来岁便如此成熟，语言造诣便几乎炉火纯青，于是写了《汪曾祺早期小说片论》。读汪曾祺1960年代初的《羊舍一夕》等作品，我惊异于在那个时代还有语言如此富有文学性的作品，于是写了《“十七年文学史”上的汪曾祺》。读汪曾祺从早期到晚期的小说，我惊异于汪曾祺对各种鄙俗知识了解得那样的多而深，于是写了《鄙俗知识与汪曾祺小说创作资源》。读汪曾祺各个时期的小说，我感到他的小说语言其实是有不同形态的。即便是常被人放在一起谈论的《受戒》与《大淖记事》，语言风格上也有微妙的差别，于是写了《汪曾祺小说的三种语言形态》……

汪曾祺是作家中的作家。在语言表达上能够达到如此境界的作家，多少年才能出一个啊！

我以这本由十篇小文组成的小书，表达对汪曾祺先生的敬意与歉意。（本文为《十论汪曾祺》自序，标题为编辑后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