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荣池

1

父亲嫡亲兄妹七人，我们这一辈有兄弟姐妹十人，彼此交往并不多。我们就像飘零的蒲公英，各自去寻找自己焕发生机的角落。我时常也能在酒席上见到他们，但总是话不多。我们似乎比陌生人更陌生，连客套都省略了。这与父辈的境况十分相像。他有兄弟四人留守南角墩，分锅之后就各顾自己碗里的丰歉。他们吃酒的时候也并不坐在一起，这是一道奇怪的风景。他们生产队的人大多姓冯，只这四户周姓却分崩离析，确实特别。他们如此做的原因是看不惯彼此的酒量，父亲酒喝多了就拍桌子，二叔酒喝多了总钻草堆睡觉，三叔是滴酒不沾的，四叔酒量大看不上其他人的碗。他们与亲戚和邻友都十分熟络，唯独兄弟间没有太多好言语。

这在村庄里并不十分奇怪，而在城市的兄弟们情形也未必乐观。城市是有法则的丛林，好像他们都有一些不错的办法。我离开村庄的时候只有一脑子的悲伤和期待，并没有太具体有效的办法，只要能够离开就是一种胜利。今天我不再把离开村庄当作一种背叛，事实上村庄自己也在迎接着现代化的到来，我们只是某种载体。我们并非完全被动，而几乎是欢呼雀跃的。这一点，大哥哥对我的影响极大，是他带我离开村庄的。他的名字好像也不必提及，我一直只叫他“大哥哥”，他的弟弟我称“二哥哥”。除他之外，我在那个家族就没有兄长了。

他的家离我们很远，在一大丛竹林边。那时候竹子很少见，我总是走去竹子下的码头边玩水。好像他家门口的水也是比别处清的。我的父亲对我去玩水深恶痛绝，他一次次用柳枝抽打我的脚拐。其实他并没有实质性的愤怒，打孩子某种程度上是那时男人们的一种抒情。那时候打架也是家常便饭。这两位一娘所生的兄弟经常打架。大哥哥反而对我十分友好，大概我不会在一些实质问题上与他有竞争关系。一次他们又争执起来，大哥哥要拎起他的弟弟扔进井里。其实我十分恐惧——我知道他有这种野蛮和狠心。

那时候有一种有意思的人，是游手好闲而惹是生非的“痞子”。这种身份似乎很流行。我想大哥哥是有一些游手好闲者的明显特征的。那时候，打架是一种“生存技能”。我其实十分胆怯，但被他带着从黄昏出发，去镇上过夜玩耍。他很早就买了一辆摩托车，他的衣着也很怪异。他看我穿着蓝布裤子，很不满意，给我穿一种腰身阔而裤脚窄的“太子裤”。那条裤子脚边处有一个烟头烧坏的破洞，但比我的裤子要体面得多。我穿着那裤子坐在车后，晚风灌满了周身。我第一次无所事事地到了镇上，对于我而言那简直是城池。那里有舞厅、台球馆、溜冰场——这些似乎都不是什么正经的地方。我像一条尾巴跟着他，他几乎会玩各种行当，而我则十分笨拙。他散烟给那些头发枯黄的人，但并不发给我。父亲竟然并不阻止我与他的交往，他觉得我能得些衣服和吃食。为此，大哥哥的母亲曾颇为不满意地到门上来“道短”。

大哥哥还特别会唱歌，他有许多令人眼馋的磁带。他还是有些新潮的，一件东西不流行了，就会立马淘汰。有了随身听之后，他就把原先的录音机送给了我，并把几盒没有拆封的英语磁带给了我。我把磁带反复地在家中放，那些贫困的时光竟然是充斥着英文的。日后我受益颇多走出村庄，我进城生活的办法是读了人们认为无聊透顶的书本。

大哥哥考上了职业高中。他似乎学了无线电修理，后来把家里的家电都拆装了一遍。他从职校毕业后没有回来，据说是因为和人打架。回村之后他做过很多不同的工作，登户口的辅警、送报纸的邮递员，但似乎做得都不怎么认真。他变得沮丧而寡言，好像只对我一个人有耐心。有一次他早上骑着摩托车去上班，车就像是倔强起来一下子冲到了河里。他狼狈的样子没有引来任何的怜悯，连父亲都说：“大炮子又犯犟了。”他甚至也打过我的父亲，父亲就叫他“大炮子”。他在这个村里待得厌倦了，实在没有什么好的出路。有一阵子他又领着我去“钓甲鱼”。他把猪肝别在针线上，夜晚出发往河沟里撒钩。这些河沟是有主的，那是他姨父承包的。这实际就是在偷窃。我觉得他从那时候起变得有些无赖，但我跟在他后面默不作声，裤脚上沾着的露水冰凉。下半夜还要来收钩，只收到过一只巴掌大的甲鱼。后来他给我送来五块钱，也没有说什么就离开了村庄。

2

很多日子以后，他从省城的凤凰西街写来了信。我其时还在村庄。他不写信给自己的父母，总是只这样给我写：今来信无别……我由此知道他是在那里做瓦匠的小工，并不十分得意。后来我自己也离开了村庄，就很少见他或者收到他的信了。

后来，我听说他回来还偶尔去看看他。他过得更加不如意，其中还出了波折。他从外地带了一个女人回来，这在村里并不是什么稀奇事。按照他那时候的条件和境况，实在是很难找到本地姑娘的。但是他带回来一位女青年过日子，似乎就有了窝在村里的理由。大哥哥带回来的这个女孩姿色和品行都不错，没几日大家就夸她。她并不像城里人那样轻浮，愿意做各样的事情。她与大哥哥的年龄有些差距，这大概是她父母不如意的原因。那些人从外地奔到村庄的夜色里吵闹，据说她拼了命想留在村里生活。后来她又偷偷地跑过来一次，但最终还是被带走了。

后来大哥哥的婚事就一直有波折。我与他的交往也变得非常少，我们之间已经有了隔阂。他也总是默默地坐在房间里抽烟，反复地修理他那些早先非常流行的电器。他还总是叹着气说：“要是那个孩子在，现在应该很高了。”他和那个女人有过一个孩子，后来因为早婚的原因“引产”了。

我最后一次和大哥哥交往是大学毕业那年的夏天，我们一起外出务工七天。那是等待开学的空虚日子，口袋里的羞涩让我一度很迷茫。他提出来带我出去打工，又说我现在是个大学生，不能在自己的村庄里丢了脸面。他带我去他上职高的地方务工，并且一路给我讲了那说过很多遍的旧事。

我们的这份工作真的是简单而艰苦——去到一个遥远的塘口拉网取虾。那个地方连自来水都没有，我亲眼看见主人从屋后菱角丛生的河流里取回水来做饭。那米煮出来的饭是暗黄色的。每天的工钱是二十块钱加一包烟。我们离得远晚上不回去，就住在那矮小的棚子里，听着蚊子在浓重的蚊香味道中轰鸣。我因为没有什么力量，就被主家安排摘取卡在网上的泥鳅。日后我像是得了心病，总是会不经意地闻闻手上有没有未散尽的鱼腥味。

我们在那个不知名的村庄做了七天工，回城的前一天晚上我不再愿意住在那个窝棚里，就去了附近一名女同学的家里。我们作为不速之客在楼上睡了一夜就走了。他睡觉前一个劲地说这个人家的主人很会收拾屋子，一切都是干净而井井有条的。我知道他也是爱干净的，即便是最困难的时候，他也会把东西收拾得很妥帖。

3

后来回村子里就很难见到他。他去了一家工厂上班，孩子也大了。他的孩子不认识我。二叔只要见我进他的院子门，一定会这样说：大哥哥不在。有一次二叔央求我帮忙找人调一下大哥哥的工作。我后来去了这家厂，见到了正在开叉车的他。我问他自己的想法，他似乎并不想麻烦我，随口说了一句：不用麻烦，我都挺好的。我知道他不想求我——我是他看着长大的弟弟。

从村庄到城市的距离其实并不遥远，但出了那个路口世界好像就突然变了。他们被运进了城里，并没有多少人成为落脚的城里人，似乎永远都是街头巷尾的寄居蟹。然而，他们既没有和城里人做成兄弟，似乎还把自家的手足也疏远了。有些节日或者吃酒席的时候，我们偶尔还能遇见，但所谈的话题已经大相径庭。我常常闭嘴不言，听他们说一些不合时宜的话，多是义愤填膺地埋怨城市生活的艰难。

某天上午我竟然在一个陌生的巷口见到了大哥哥。我此前听说他因孩子进城上学搬进城来，但一直没有见到。他也没有像其他亲戚一样来央求我联系上学的事情。我知道他不会找我。倒是有一次他带了一个朋友来我的办公室。进门后他看看我，又摸摸口袋里的烟，大概是猜想办公室里让不让抽烟。对他而言，这是一个多么公共而冷漠的地方。我主动递了烟，他才安心一点。我又从抽屉里拿出两包烟来分别给他们。他的朋友连忙站起来拒绝，他却拿过去塞在人家口袋里说：“这是我兄弟的，你尽管拿着。”我在他脸上看到一刻间的某种骄傲，也看出某种不如意，他难得在我面前显得这么卑微。

后来我就不愿意见到他了。我觉得和他无话可说。他学会了城里一套世俗的活法。那一次在我办公室里聊天的时候，他竟直接谈起来哪个地方女人好看的话题。他的衣服倒还是那么清爽，只是眉宇间多了一种无奈和闪烁。所以我虽然知道他后来进了城，却也没有去找他。他也不告诉我他的电话号码。且过一阵子他就会把号码换掉，好像对熟悉的生活有着无比的敌意。

那天在巷子口见到的他是光着膀子的。这在城市里也没有什么奇怪，倒是有些村庄里那种粗犷和亲切。我见到他连忙停下来，他似乎十分紧张——像是遇见了债主一样，抓耳挠腮地说不清楚他住的地方。我知道他并不想让我去他租住的屋子。我回家之后告诉自己的孩子，今天在城里竟然见到了自己的大哥哥。她有些疑惑地问我：“你哪里来的哥哥？”我知道，在她们这一辈的眼里，我不会是别人的弟弟。不要说他们已然与我们形同陌路，我们自己这一辈也早就已经各自奔散。

一天晚上，父亲沮丧地打电话给我，说“大炮子”得了心脏病，被送去了市里的医院。这已经是半年来他第二次告诉我他家族的坏消息。此前二叔在一次车祸中殒命，也是在晚上。那次我去看二叔的时候，还见大哥哥坐在椅子上拨弄着手机。我见了他也没有说上话，就像是一个陌生人经过现场。在我心里他还是我的大哥，不然父亲也不会告诉我这些新事，我也不会想到他就心神不安。

本文原刊于《雨花》2026年第1期，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