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平

　　从王时敏到王原祁，无疑秉承着正宗文人艺术的传统。王原祁更把董其昌倡导的文人画新宗旨具体而深入，形成了一个体系。他说，“画虽一艺，而气合书卷，道通心性。”“画法与诗文相通，必有书卷气，而后可以言画。”“笔墨一道，同乎性情，非高旷中有真挚，则性情终不出也。”又说：“随机而趣生，法无一定。”“得意、得气、得机，则无美不臻矣。”（均见《麓台画跋》）这些表述以及他的大部分作品，清晰地显示了作为这一新体系的主要继承者——娄东派的文人艺术实质。

　　但是，王原祁的晚期在得到康熙帝的赏识之后，情况就开始发生了变化。他个人画风的变化，有无迎合皇帝情趣的因素？还是皇帝欣赏他变化了的画风？无论怎样，他总会因此受到影响的。考察他的“进御”的“臣”字款作品，或仿王蒙，或仿赵大年，精细而周到，不似平时那般随意了。他的弟子中，如前所述的唐岱、张宗苍等均以画供奉内廷，笔墨更日趋稳妥细腻，既不见飘逸，也失了生拙，渐渐偏离了文人画的旨趣，融入宫廷绘画的行列。

　　据《养心殿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的记载，清代内廷有着类乎画院设置。初期并无常设机构，但罗致画家，供奉内廷者并不少。乾隆初始设“如意馆”和“画院处”，包括西洋传教士画家郎世宁，艾启蒙等均名列其中。这些设置专为内廷所设，画家则为御用，必遵命而作，必迎合帝王的爱好，几乎没有随心所欲创作的机会。

　　清代宫廷绘画不同于前代的是，除了工致的人物画和花鸟画外，其山水画是以“南宗”文人画为根基的。清初，康熙亲政后，为缓和民族矛盾，提倡学习汉族传统文化，尊重汉族文人。绘画上，自然对正统文人艺术代表——“四王”的绘画产生兴趣。他对王原祁委以重任，诏王翚作《南巡图》，都说明了这个问题。王原祁（也包括王翚）的影响，及王原祁弟子的实践，造成了清代宫廷山水画的主要面目。那时，以画供奉内廷，仕至礼部尚书的董邦达（1699－1769）和后来的钱维城（1720-1772）官至刑部侍郎，虽都不是王原祁的弟子或再传弟子，然画作仍在娄东的规范之中。甚至如冷枚这样专攻工笔人物仕女的宫廷画家，在他所绘《避暑山庄》（故宫藏）中，也用了方折如娄东派的坡石法。可见，当时娄东派山水已在内廷形成风气。

　　娄东派的一部分，由文人艺术走向宫廷绘画，应该说，是一种质变和异化，这大约是清代画坛所独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