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 于晓庆

在母亲从城里下放到农村的那十多年间，每逢腊月生产队搞年终分配时，我们家就得拿出百余元的现金交给队里，结清在当年夏收和秋收时赊到的口粮和柴草的钱。当时只要看到母亲从大衣柜抽屉里拿出一沓钞票，经仔细点过后叠好，再用手绢包起来，放进穿在罩衫里面的棉袄袋中，我便知道她是准备转天去队里交钱了。

那年头，母亲独自带着我们兄妹仨，落户到了外婆家所在的生产队，因为外婆家住房有限，我们只能栖身于小镇上的两间平房里。在每天吃过早饭后，母亲都要步行三里多路，赶到队里下田干活，直到傍晚收工了，再带着满身的疲惫走回家中，可想而知她要比队里的其他社员辛苦得多。尽管母亲如此奔波辛劳，但毕竟不是队里的主要劳力，即使大忙季节干上一整天，也只能挣得一个工分，全年累计起来不超过三百个工分。

然而与周边众多的生产队相比，我们队里每年的粮食亩产总要低一些，除去必须上交国家的公粮和分给每家每户的口粮外，以较高价格出售给国家的余粮很有限，得到的现金自然就很少，加上仅有的一点养蚕收入外，再也没有其他任何的副业收入了。母亲全年的工分收入只够抵扣她自己的那份口粮和柴草款，而我们兄妹三人的口粮和柴草款则欠在队里的账上，我们家成了队里特别另类的欠款户，当地人习惯叫超支户。所以说母亲在每年腊月去队里交的那笔钱，其实就是我们家欠队里的口粮和柴草款。

好在父亲没有下放，继续在县机关大院里上班，因为在抗战时期就参加了革命队伍，资历比较老，所以工资也不低，但是为了全家老小，他在生活上非常节俭。在每个月领了工资后，父亲只留出十多元的伙食费和零用钱，剩下的悉数拿回家，让母亲放起来，用于家里的生活开销和人情费用，其中单笔支出数额最大的就数腊月里交给队里的那笔钱了。在那段漫长且艰辛的岁月里，我们家是靠着父亲的工资过日子的。

虽说我们家每到年终分配时交给队里的那笔钱，只是母亲能动用现金的一小部分，但在那个年代已是个相当可观的大数目了，总会让全家老小都感觉到有点心疼和舍不得，就连尚不太懂事的小妹也少了往日的欢声笑语，盼着过年的欢快情绪也明显低落了下来。对我们家来说，在那个年代过年就像是在过关口，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年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