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怡微

去年，我在重读《安娜-卡列尼娜》后撰写的专栏中，讨论到了帕∙巴辛斯基所著的《安娜·卡列尼娜的真实故事》一书，并将我的书评命名为“索隐派的乐趣”。整本书中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章节，是经由“俄式离婚”政策来讨论安娜对卡列宁的恨意究竟来自于哪里。作家抽丝剥茧，提醒我们受制于严苛政策之下人性的幽暗复杂。例如巴辛斯基坚定地认为，安娜在心底嫉妒着卡列宁因宗教政策原因被迫为她背负出轨污名后显露出的仁爱和宽厚，她的人生抉择将她在道德上彻底推入绝境。如果你喜欢帕∙巴辛斯基的写作风格，也喜欢托尔斯泰，那不妨再去读一本帕∙巴辛斯基兢兢业业创作的八卦专著，由浙大启真馆引进的《逃离乐园：列夫∙托尔斯泰》。他会彻底打破我们对文学巨擘偶像化的想象，将之还原为一个有血有肉、有缺陷、有弱点的凡人。正如书中所写：“他本来体魄强健，但一直认为自己患有什么隐疾；他怕死，怕得要命；他追欢逐乐，却又怕与异性的肉体接触；他是公认的俄罗斯文坛领军人物之一，威望仅在屠格涅夫之下。但他宁愿放弃既得的成就，投身国民教育事业；他虽多方着力，但在生产经营活动领域表现平平，没能成为优秀的地主……他不是基督徒，但他信仰上帝；结婚是他最大的愿望……”

《逃离乐园：列夫∙托尔斯泰》的开篇宛若一部悬疑剧集。1910年10月27日至28日晚间，82岁高龄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伯爵带着他的私人医生离家出走。经由故布疑阵的视角，巴辛斯基暗示读者这场著名的出走可谓蓄谋已久。媒体在沸沸扬扬猜测这位文学巨匠的出走原因，种种迹象揭开了他晚年并不幸福的婚姻生活真相以及这位著名文学家超越俗常的精神追求。事实上这部可以算作托尔斯泰生平、书信及交往的研究报告，也是着重围绕着托尔斯泰的婚姻、19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世界观的变化、离家出走这三部分来结构成书的。托尔斯泰的婚姻在巴辛斯基的观察之下，有许多耐人寻味之处。从八卦的角度来说，“婚姻”这部分写得十分讨一般读者的欢心。我们可以看到托尔斯泰婚前荒唐的单身生活，他是如此渴望婚姻的完成来帮他理顺人生的秩序。他对女人的爱十分矛盾，他和农奴私通且育有一私生子，他还将这段不光彩的历史刻意告诉后来的太太让她难受。他也不是十分坚定娶索菲娅为妻，而是有一段时间暧昧周旋在别尔斯三姐妹间。托尔斯泰坦诚的日记忠实记录了与他有关的多位女性。被称为“爱情路上的暴君”的索菲娅，则一直通过誊抄、查抄等手段饥渴地追索着多情丈夫的复杂内心。托尔斯泰在生育问题上也很不节制，即使他认为婚姻是折磨，依然和索菲娅生育了13个孩子（“婚后前30年，她怀孕的时间加起来长达117个月”）。从现代人的视角来看，托尔斯泰肯定不是个好丈夫。从文学的角度来看，他的这些经历又的确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他的创作，例如《战争与和平》中厌女的老父亲，例如安德烈在妻子怀孕的过程中冷冷地提醒好朋友皮埃尔，“我的朋友，千万不要结婚！只要还没老到成为废人之前，不要考虑婚事。”

帕∙巴辛斯基最不友好的研究贡献，是他似乎坚定地认为托尔斯泰的重要著作就是在写他自己、他的家人、他的亲属。这在《安娜·卡列尼娜的真实故事》一书中就有清晰的展示，巴辛斯基抽丝剥茧列出证据，只为了告诉读者，安娜的原型包括了普希金的大女儿、托尔斯泰的地主邻居的女管家等，刻意忽略了托尔斯泰的想象机制。《逃离乐园》又告诉读者，娜塔莎和安德烈的原型其实就是他的太太、太太的妹妹，以及他的长兄。这种读法其实是一种对于文学认知上的懒惰，究其动机，却又有超越一般阅读者的狂热初衷，难免令人想到《红楼梦》及其爱好者所从事的考据工作。巴辛斯基在托尔斯泰“婚姻”和“出走”问题上的着力有一定的贡献，来自于他经由书信及他人回忆录等材料交叉验证的成果。然而，贵族婚姻和爱情本来就很复杂，且并不仅是文学面向上的复杂，而是涉及到封建传统的森严。这部分内容在写到托尔斯泰和索菲娅在版权利益的分歧上，才真正进入“个别性”和现代性的讨论空间。索菲娅的世界观是普通贵族的世界观，她暂时还无法理解1892年丈夫要放弃一切财产的决定可能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历史的先见之明。故而，《逃离乐园》中对托尔斯泰思想转变问题的基础看法，其实是更为重要的。对托尔斯泰来说，现代历史和个体死亡即将同时来临，旧秩序即将瓦解，而死亡是他形而上的世界最世俗的呈现形式。于是在精神跋涉的苦旅中，他选择在那个最世俗的结果来临之前，完成精神的自我放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