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远

《我走不出我的黑夜》这本书最初吸引我的，并不是其作者安妮·埃尔诺“诺奖作家”的显耀头衔，而是它的叙述主题——死亡与记忆，更准确地说，是死亡与遗忘。

过去六七年，因为从事口述历史的实践，坊间举凡与时间和记忆相关的书写，我都抱有浓厚的兴趣。事实上，这也是晚近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学科共同关注的议题（更不用说在文学、历史等人文学科中，有关记忆的讨论从来都占据重要位置）。有意思的是，学术界对于记忆问题的关注，多少源于一个尴尬的现象：一方面，人们长久以来认定，记忆不仅是一切文明与历史大厦最坚实的基础上，更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属性。套用柏拉图的那句名言“一切的知识都不过是记忆”，我们简直可以说，“一切人的存在都不过是他的记忆的存在”；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承认，每一个个体或每一种文明，无论在现世取得多么伟岸的功绩，拥有多么煊赫的声名，总难逃脱在物理世界消亡和在精神世界被遗忘的自然规律。济慈墓志铭上那句“此地长眠者，声名水上书”，恐怕是所有人不得不直面的困境。“抵抗遗忘”由此也成为人类世世代代不懈的斗争。

问题是，面对造物的遗忘定则，我们真的有胜算吗？如果记忆的丧失以一种异常尖锐的方式刺入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何以应对，又何以自处？1983年，43岁的安妮·埃尔诺就陷入了这样的境况中。那一年的夏天，她76岁的母亲罹患阿尔兹海默症，从一个“忙碌了一辈子”的工作狂，一个“身强力壮并以此为豪”，“燃尽一切的女人”逐渐变成了一个神志不清、疯疯癫癫，大小便失禁的丑陋老妇。当埃尔诺意识到当年那个“面对疾病和死亡的坚强后盾”，那个“代表了一个绝对安全的避难所”的母亲，再也走不出“我的黑夜”时，她的内心充满恐惧，因为逐渐走向生命终点的母亲，似乎“也把我推向死亡”。出于一个女儿和一个作家的本能，埃尔诺开始在纸片上零星记录母亲的言行举止，没有日期，也没有顺序。这份记录截止到母亲去世后的第20天——直到那时，埃尔诺依然悲恸不已，“只能不停地提起她（母亲），根本不可能写别的东西”。那以后，这份有关母亲生命最后岁月的笔记被尘封起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埃尔诺从未想过公开这些记录了“我们母女关系一个真相”的文字。直到1996年，母亲去世10年之后，她决定不做任何修改，把日记原封不动地公开。

正如本书标题揭示的，在母亲逐渐走向死亡的几年里，埃尔诺一度和她一样，无法走出自己精神的暗夜。母亲的失智带给作者的，首先是羞耻感，仿佛失去记忆不是一件值得怜悯的病痛，而是令人感到耻辱的自作自受。相比阿尔兹海默症患者行为举止的失控和由此带来的身体的污浊，这种对疾病的污名化不啻一种更大的伤害。继而，我们能从字里行间读出充斥在作者内心的撕裂感：一边是面对母亲每况愈下的身体状况不自觉的厌烦和沮丧；一边是对母亲光彩照人的往昔的追忆和思念。后者有多令人向往，前者就有多令人绝望。“我做好了日后内疚一辈子的打算。但留下她和我一起住，日子是过不下去的”。所幸，女儿最终完成了与自己，也是与母亲；与死亡，也是与遗忘的和解。这种和解恰恰是通过两层记忆的重构实现的：首先是母亲与女儿身份的“互换”——女儿为母亲喂饭、穿衣，仿佛她成为自己的孩子。在这种角色互换中，女儿感受到母亲内心深处的期盼与渴望。对于母亲来说，生命中除了吃饭，剩下的唯有“等待”，“对她来说，有人‘看望’很重要。那是爱的证明，表示别人还在乎你的存在”。继而，当女儿意识到自己“是代代赓续的血脉之链上的一环”后，她就真正突破了时间和身体的限制重新认识“母亲”：“她不再是我这辈子认识的那个女人，但在她那张毫无表情的面容下，通过她的声音，她的手势，她的笑容，她是我的母亲，比任何时候都更真切”，“我确信她真的以双重形式存在，既生又死，就像那些两次越过冥河的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一样”。正是通过理解“遗忘”，女儿获得了真正的“记忆”。

《我走不出我的黑夜》以一本不到100页的小册子，展示了人类尝试超越自然局限性，把握自身本质的顽强努力。埃尔诺在书中曾引用瑞士歌手祖克的话，“人必须死了，才能确保不用再依赖任何人”。我想，她的意思也许是说，人之所以为“人”，既在于肉体上的相互扶持，更在于精神上的意义赓续。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份弥足珍贵的记录，既是埃尔诺纾缓丧母之痛的自我救赎，也实现了她对母亲的记忆移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