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乐昊

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安妮·埃尔诺，“新自传文学的女王”（语出《时代》周刊），以诚实、直面日常的写作著称，瑞典学院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对她的褒奖是“以勇气和临床医生般的敏锐，揭示出个人记忆的根源、隔阂和集体约束”。《一个女人的故事》和《一个男人的位置》便是她作品中堪称对偶的两部，分别对应着她的母亲和她的父亲。

对于女性写作者来说，书写自己的母亲是一个天然的“母题”——字面意义和引申意义同在。母女关系，无论这种关系是亲昵的还是疏离的，是映射的还是对抗的，都是女性在亲密关系里的第一课。

安妮·埃尔诺从母亲之死开始着手写《一个女人的故事》，开篇第一句便是“我母亲死了”，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同属法国文学的另一部经典《局外人》，同样劈头盖脸就是母亲的死讯，同样发生在养老院中。

丧母之痛令人难以消化，唯一的办法是坐下来书写她：那个出生在诺曼底小镇，一生都在为生存挣扎，最后罹患阿兹海默，死在巴黎郊区医院老年病房里的女人。母亲出身寒微，对于她们那一代来说，能进工厂做女工已经是命运的上佳之选，但母亲不满足于此，她执意要开一家自己的食品店，自己做主话事。她实现了这一愿望，虽然小店也不过是惨淡经营。母亲总努力打扮自己，穿艳丽的衣裙，让自己看起来更加体面，她渴望学习社交礼仪，教育女儿要武装自己的头脑，因为知识才是最美的。书籍在这个家庭是高尚珍稀之物，母亲总要先洗了手才去拿书，甚至日常也尽量说标准法语，避免谈吐中出现方言土语和语法错误，也会学着那些“有身份的人”说过的词句……这种超越阶层向上攀升的渴望，与其说是一种野心，不如说是一种不甘局限的生命能量。

为了让自己的女儿能摆脱卑微的社会阶层和恶劣的生存环境，父母不分昼夜地工作。女儿很争气，一路成绩优异，去鲁昂读高中，去伦敦读大学，成为知识阶层，嫁入了好人家，但当女儿上升到了所谓的高等阶层时，她与父母却产生了无法调和的隔阂。阶层流动，在上一辈这里，是一代又一代人培养自己的叛军。他们几乎是带着悲凉的欣慰，看见女儿融入了新的世界，把他们甩在身后。“她每天从早到晚卖土豆和牛奶，就是为了让我能够在阶梯教室里听老师讲柏拉图。”而在下一辈那里，则是内心的流亡，失去了亲人之间心心相印的理解与沟通。“她经常对我发火：‘你上的可是寄宿学校，可你并不比其他人好多少。’在某些时刻，她把在她面前的女儿看作是一名阶级敌人。”

甚至在女儿出嫁之后，那种不安依然困扰着母亲，一方面，她骄傲女儿的婆家都是有修养的高雅渊博之士，为女儿能够成为其中一员而感到自豪，但同时她又担心，那种彬彬有礼里面隐藏着对她的鄙视。深刻的“不配得感”，导致母亲总是提醒女儿：好好经营你的婚姻，别让婆家把你休了。

作为新生的知识阶层女性，安妮·埃尔诺意识到，她需要反抗的东西很多，她反抗社会习俗、鄙视宗教活动，也忽视金钱，但这种愤世嫉俗的反抗，本质依然是浪漫的，像不被理解的艺术家，是资产阶级的特权——她的父母就根本不具备这种反抗的奢侈，因为对他们来说，反抗只有一种意义，就是摆脱贫穷，反抗也只有一种方式，那就是拼命地劳动赚钱。

父亲过世之后，母亲卖掉了食品店，搬去跟女儿女婿一起生活，她终于跨入了那个她向往的高雅阶层，为了得到爱，她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女仆，她做家务，照顾孙辈，采购，打扫房屋，不停地找活干。但同时她也发现自己格格不入：不能在门口的暖气片上晾抹布，对唱片和水晶花瓶需要小心翼翼，严禁用自己的手帕给孙儿擦鼻涕……母亲终于生气了，她叫道：我在这里生活得一点都不舒服！

没有什么深文大意，有的只是琐碎日常里流动着的、难言的芒刺，深刻的抱歉，无解的遗憾。埃尔诺说，她写的既不是传记，也不是小说，而是一种介于文学、社会学和个人史之间的东西，她按母亲的愿望，进入了那个掌握语言和思想的世界，她就有义务写下母亲的故事。

“现在我书写我的母亲，就像该轮到我重新让母亲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