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世纪初，中国明代航海家郑和曾七次远涉重洋，访问东南亚、南亚、西亚和东非。几个世纪后，一个东非少年在家乡的海滩上拾起郑和舰队留下的青瓷碎片。从此，少年对大洋彼岸的想象变得具体而鲜活。
时隔多年，76岁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终于首次踏上中国土地，向中国读者谈起这段颇有魔幻现实色彩的经历。
1948年，古尔纳出生于东非的桑给巴尔岛，桑给巴尔后来与坦噶尼喀共同组成了坦桑尼亚；桑给巴尔是英国殖民地，坦噶尼喀是德国殖民地，都是多民族、多文化的融合之地。成年后的古尔纳为躲避战乱，去英国留学，最终在肯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
也正因如此，古尔纳非常熟悉一个由移民构成的国家或地区的文化氛围。当他自己也经历了流散与迁徙，能够从中洞察到更深刻、更复杂的东西。在首次访华的几场对谈中，古尔纳分享了自己身为“异乡人”，通过写作寻找故乡与自我的漫漫长路。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陈曦 姜斯佳
实习生 贯溪恩
“中国”存在于从小到大所耳闻的传说中
为期9天的行程里，从上海、宁波到北京，古尔纳将先后与格非、孙甘露、莫言等作家对话，参观现代文学馆，并且有多场作品签售会……中国读者以极大的热情拥抱古尔纳，而古尔纳也多次谈到了他和中国的缘分。
在华东师范大学发表的演讲中，古尔纳通过中国人民耳熟能详的“郑和下西洋”故事，将其故乡桑给巴尔的历史与中国历史联系起来：“我从小到大都听说，我们曾与大洋彼岸的地方联系频繁。在海岸的一些地方沿沙滩行走，你会拾到青瓷碎片，它们产自中国，是郑和船队遗留下来的历史遗迹。在一些故事里，中国人没有随舰队离开，永远留在了这片土地上。老实说，这类跨洋联系的故事听起来就像是传说或神话，然而我每年在家门口看到的五彩缤纷的人类活动证据，让我相信它们是真的。”
印度洋上，每到季风季节，11月到第二年1月吹东北风，3月到5月吹西南风，这个系统使南阿拉伯、南亚及更远的地方，与西印度洋沿岸之间能够频繁稳定地往来流动。“我毫不怀疑郑和和他的海员们对这个系统了如指掌。因此，每年的某个时候，旅人们都会带着他们的货物、故事、乱套的生活，从大洋的不同地方来到我们的岛屿。”古尔纳说，“我从很小的时候就亲眼目睹了这些人的到来，是他们带来的故事伴我长大。”
他还朗诵了一段从美国女作家李露晔的《当中国称霸海上》里读到的郑和1431年于福建长乐所立《天妃灵应之记》碑中的话，翻译成白话文就是：“我们远涉重洋，航程达十万余里。纵观海洋之上，巨大的海涛远接天涯，高大的浪头犹如山岳，遥望那些海外番国，在烟霞缥缈之中远隔分布着。但是，我们的船队都高高挂起如云蔽天的风帆，不分昼夜地像流星一般疾驰，横渡那狂涛恶浪，就像在大街上漫步一样。”
在故土和异乡之间
“我在读他的书的时候，脑子里会马上浮现出世界地图。”清华大学教授、作家格非用“震动”来形容阅读古尔纳作品的感受，“古尔纳作品中非常复杂的时空关系让我惊讶，比如非洲大陆与亚洲的印度、马来西亚、新加坡，与西欧的爱尔兰、当时的民主德国等地的关联，进而深入到不同文化、种族、民族、宗教与文学之间复杂的联系性。”格非认为，这也给我们中国当代作家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在今天写作没有一个世界性的视野，是根本不可能的。
事实上，这种“世界性的视野”，可能是生长环境天然赋予古尔纳的禀赋。作为东非一个特殊的区域，桑给巴尔始终是一个国际化且文化多元的地带。它是一座孤岛，但海洋将它与世界连成一体。从16世纪起，这里便是非洲与阿拉伯世界、印度的贸易中转站，大量的农作物、贵金属、宝石以及奴隶从这里出口，或流经此地，19世纪初，这里更是成了非洲奴隶贸易的中心之一。长达几个世纪的贸易流动，导致这里的居住者鱼龙混杂，印度人、非洲本地人、阿拉伯人、欧洲人，以及多代的混血儿，让这里成了全世界民族最多的国家之一。
1964年，桑给巴尔和坦噶尼喀
合并，成立了坦桑尼亚共和国。古尔纳在青年时期亲历了这段东非历史，见证了自己的家乡从殖民统治到君主立宪制再到共和国等重大的社会变革。在国内参与了三年革命，古尔纳明白后殖民的幽魂对非洲国家造成的持续性伤害有多深。1967年末，古尔纳移民英国。
如果一个2岁的孩子跟随父母移民到英国，他应该会安顿得相当舒服，而古尔纳离开家乡的时候已经年满18岁，内心早已有了对故乡和原生文化丰富的印象，“我知道周围发生的事情是怎么回事，只不过还没有看透，也没有想明白。”与此同时，离开并永远失去故土的背叛感始终如影随形。
到了新国度，古尔纳也没有得到丝毫安慰。这一年恰逢英国保守党议员伊诺克·鲍威尔发表臭名昭著的种族主义演说《血流成河》。这一演说让古尔纳感到前所未有的、深深的恐惧。多年后，古尔纳将此形容为“微侵略”，他说：“从没人打过我，但我知道他们语气、言语或手势中何时会出现怨恨、嘲笑或轻蔑。”
在古尔纳的小说里，移民或难民与他们故乡的关系被反复书写。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毛尖指出，和中国的很多“回乡文学”对于家乡的积极描写不同，在古尔纳的笔下，非洲作为家园，不再提供像母亲、父亲一样的安全保障，不再对心灵提供抚慰、净化作用，而英国当然更难拥有归属感。
“我们通常把回到故乡看作是稳定或安慰，但关键在于，它也许是一件更复杂的事情，我们要更诚实地谈论这些复杂的经历。”古尔纳说，他写作的是他的经验、他对所见和未见事物的理解，可能是“别人从未表达过的观看方式”。
随着时间的流逝，古尔纳考进大学，进入肯特大学任教，生活和工作慢慢步入正轨。在这个过程中，古尔纳也逐渐清楚了社会的运行规则，更了解支撑这个国家政府所作所为背后的历史和动机。对桑给巴尔，古尔纳则有一种永远不会磨灭的同理心，对在当地发生的事情总是能够感同身受。
如今，古尔纳对两个地方都有类似的亲近感，却也谨慎地保持一定的距离。在《朝圣者之路》中，古尔纳通过书中的英国文学老师评价恩古吉是“激进分子”，而“那个奈保尔脑子有毛病”。可以说，古尔纳既不愿落入本质主义的窠臼，也排斥像奈保尔那样，心心念念向着“文明的中心”挨近。
古尔纳曾在访谈中提到：“我有两个家，一个住在心里，我每天都牵挂着，另一个是我实际居住的家园，这两个家，一个都不能少。可是除了在心里，我觉得不太可能将两种文化融到一块去，于是两地就像白天和黑夜，你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昼夜并肩生活。”至今，古尔纳仍在现实生活和自我想像的生活、在记忆和历史之间寻找平衡。
冲破刻板印象的书写
“你问我是如何开始写作的，这就等于让我去讲我一生的故事。”面对上海译文出版社副总编辑黄昱宁的提问，古尔纳笑着说，自己小时候并没有明确的写作梦想，“不像我有个小孙女，才7岁就准备写自己的回忆录了。”
对青年时期的古尔纳而言，写作只是充满乐趣的爱好，在学校读书的时候，他喜欢写一些小故事、小剧本，然后和朋友们一起表演。直到18岁离开故乡，来到英国，饱受思乡之苦与他乡生活之痛，古尔纳才开始深思此前从未考虑过的许多事情，开始进行一种截然不同的写作。而他的第一本书《离别的记忆》从创作完成到出版，中间竟隔了12年之久。写作对他来说，是一个艰难而缓慢的过程。
“1960年代中期，我们的生活突然遭遇了一场巨大的混乱，其是非对错早已被伴随着1964年革命巨变的种种暴行所遮蔽了：监禁、处决、驱逐，无休无止，大大小小的侮辱与压迫。直到我移居英格兰后的最初那几年，我才能够深思这些问题，琢磨我们竟能对彼此施加何等丑恶的伤害，回首我们聊以自慰的种种谎言与幻想。我们的历史是偏颇的，对于许多残酷行径保持沉默。”
古尔纳表示，他的作品讲述留在身后的故乡，也讲述他生活在当下的这个环境，这不仅是他个人的生活经历，也是对人们共处的时代的描写。当他回想那些离开故乡的经历时，发现有些人是自愿的，有些人则是被环境所迫，可是深究原因，即便是自愿的，也是因为贫穷，别无选择。
“我不可能重新回到离开故乡的年纪，当时已经18岁，是个成年人了，已经知道周围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是当时没有看透、没有想明白那些事情。”古尔纳说。
古尔纳的作品打破了很多读者对非洲文学、殖民文学的刻板印象。他笔下的个体在文化夹缝的生存状态是冷静、明确的，甚至是沉默的，但这沉默比呐喊更有力量。
对此，古尔纳说，在写作的过程中，他总是告诉自己，不要夸大其词，不要过多想象读者的反应，而是专注于自己的表达，使文字更贴近自己表达的初衷。
“我相信写作还必须揭示什么是可以改变的，什么是冷酷专横的眼睛所看不见的，什么让看似无足轻重的人能够不顾他人的鄙夷而保持自信。我认为这些同样也有书写的必要，而且要忠实地书写，那样丑陋与美德才能显露真容，人类才能冲破简化与刻板印象，现出真身。做到了这一点，从中便会生出某种美来。”
2021年，古尔纳已经出版了10部长篇小说，成为诺奖史上第四位黑人作家得主。颁奖词称他：“对殖民主义的影响和身处不同文化、不同大陆之间鸿沟中的难民的命运，进行了毫不妥协和富有同情心的深刻洞察。”
更多人为他冠以“后殖民写作”这一前缀，古尔纳本人却表示不愿意被这些标签框定，他的复杂程度远超于此：“我知道自己的身份存在许多层面。我也不需要去找到一个非此即彼的答案，因为组成我身份的是所有这一切。”
700年前的郑和以航线连接大洋两岸的中国与东非，而今日，两地的文学终于相遇。在阅读古尔纳作品时，格非能明确感觉到作品的“清晰”，书中很少有暧昧不明的部分，一些很次要的人物，古尔纳也会逐一介绍这些人物的生平。“我在读古尔纳先生作品的时候能够明确感觉到两种东西，一种是‘真’，他符合现代社会的规则，要去了解真相；同时他又牢牢建立在‘诚’上面，也就是我们内心的澄明。”格非说。
在重读《赞美沉默》和《天堂》的过程中，孙甘露和格非一样，察觉到古尔纳“以清晰的方式传达社会生活复杂性”的风格，在他看来，“古尔纳先生从故乡桑给巴尔的语言跨越到英语，如今英语又被翻译成中文，在多次跨语言的情况下，我感受到的准确性没有丢失，真是非常了不起。”
古尔纳
坦桑尼亚裔英国作家，202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古尔纳1948年出生于东非海岸的桑给巴尔岛，20世纪60年代移居英国。他的主要学术兴趣是后殖民主义写作和与殖民主义有关的论述，特别是与非洲、加勒比和印度有关的论述。古尔纳的作品围绕难民主题，主要描述殖民地人民的生存状况，聚焦于身份认同、种族冲突及历史书写等，他展现的后殖民时代生存现状被认为具有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代表作有《天堂》《海边》《来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