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古尔纳，在北京师范大学与中国诺奖得主莫言对谈“文学的故乡与他乡”。莫言对“非洲大哥”古尔纳的到来热烈欢迎，这些天他一直在读古尔纳的书，“尽管不是一个人翻译的，但是我读完了以后就感觉到像一个人翻译的，这说明除了我们的翻译家是高度的默契之外，我相信我读到的基本上就是古尔纳先生的原著的风格，这是非常难得的。”

莫言在致辞中谈到，自他上世纪80年代开始写作以来，关于“文学的未来岌岌可危，文学的命运可能就要终结”的言论不绝于耳，但事实证明，文学永远不会随着科技的进步而消亡，而只能是每一次科学的进步都会给文学插上新的翅膀。

莫言笑说:“我与古尔纳先生在有生之年是不会失业的，因为作家独具个性的形象思维是AI永远无法替代的。我们要从本民族传统里面寻找不可代替的资源，并且在继承和发扬本民族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广泛地接受和吸收来自别的国家的文学家的创作成果。”

在将近两个小时的长谈中，两个惺惺相惜的灵魂，就小说的历史与真实、写作的经验与技巧、文学的地方与世界等诸多话题，进行了深度对谈。

实习生 贯溪恩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陈曦 姜斯佳

他乡也可以纳入作家的“故乡”

非洲对于古尔纳来说是故乡，而对于莫言来说则是他乡。活动现场，莫言首先谈到了自己去年7月与朋友王振游览肯尼亚的经历。

在没去非洲之前，莫言已经阅读过索因卡、阿契贝、恩古吉等不少非洲作家的作品，实际到达后，他发现现实中的非洲与文学中那个充满奇异想象的非洲还是有所不同的。

“我们在马拉河边待过三天，为的就是看成群结队的动物过河的景象，但是它们好像故意跟我们作对，就在河边徘徊，谁也不下河。”

与此同时，莫言也看到了那些有耐性的、美丽的金色鳄鱼，“它们会几个小时一动不动，任凭飞鸟落在它们身上，任凭阳光曝晒、劲风吹拂。”

尽管没去古尔纳的故乡，但是莫言一行到了坦桑尼亚跟肯尼亚的边境，远眺了“乞力马扎罗的雪”，他突然理解了海明威同名小说中那只高山上冻僵的豹子：“它是为了追寻光明和理想爬到高山，它的牺牲有一点壮美的境界。”

“我来自非洲一个很小的岛上，它的宽度只有20英里，长度也只有60英里，你从岛的一端走到另一端，只需要一个下午就能完成。我们岛上没有鳄鱼，现在也没有豹，和莫言先生看到的非洲是不一样的。”对于古尔纳而言，非洲承载着不同的记忆，桑给巴尔岛有大片的海滩，在某种意义上和世界进行着连接，与世界的其他文化进行跨大洋的交流，“在我们的海滩上，有阿拉伯南部的人、印度人、索马里人等等，郑和当年带着船队也来到了我们这里，早在中国了解非洲之前，我们就已经对中国有所认识了。”

古尔纳曾提到小时候在海滩边捡到郑和船队留下来的青瓷碎片，而莫言则在肯尼亚的蒙巴萨海边捡起了一根树枝，“我用树枝在海边写了一首诗，吸引了很多肯尼亚儿童来观看，他们看到一个肥胖的、光着背的东方人在书写一种陌生的文字，我相信这一幕会给他们留下很深的印象。这让我联想到600年前，当郑和与他的船员们第一次踏上非洲东岸的时候，会对非洲的原住民们产生什么样的心理震撼？同样对郑和船队来讲，他们踏上了一片陌生的土地，也感到新鲜。”

莫言说，因为非洲当地的土语里，“长颈鹿”的发音很像“麒麟”，郑和的宝船费尽心思从非洲东岸运回了几头长颈鹿献给永乐大帝，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个壮举。“在中国与非洲历史上的交流中，充满了美好的传说和趣闻。”

莫言进一步指出，对作家来讲，故乡是一个广泛的概念，随着作家创作经历的延长、活动半径的扩展，世界上的一切都可以纳入到作家“故乡”的范围里来。他说：“我刚才说了一大段的非洲东岸的所见所闻，将来就会变成我高密东北乡的内容。”

作家不只是讲故事的人

从故乡与家乡的话题延伸，古尔纳谈到对莫言《红高粱家族》的阅读感受，他非常喜欢这部作品的语言描写、叙事方式及其所带来的“气息”，他称赞莫言的小说特别擅长书写一个普通人在宏大历史中具体经历了什么，这对于读者而言是具体可感的。

古尔纳认为，小说如果没有故事就很难成为小说。不管是通过口口相传也好，通过报纸、书籍、电视等更高科技的方式传播也罢，故事始终是反映人们如何看待世界的一种方式。但小说不仅是故事，还应该描述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和关系。

莫言则以古尔纳的《遗弃》为例，阐述了故事对作家、对人类历史的意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从某种意义上讲，故事就是小说的皮。但作家肯定大于讲故事的人，除了要讲故事之外，作家还有更多重要的任务，“在中国甲骨文里面，‘家’就是上面一个房顶，下面一头猪，我们的先祖造字时，认为这就是安居乐业的象征。但对作家来讲，家不仅是房子下面有一头猪，他会进一步扩展，家变成家园、故乡，进一步扩展成民族和国家。作家的笔下的故事也往往从个人的经验、具体的事物一步步扩展为民族、国家的历史，乃至人类历史的一部分。”

就像《遗弃》中的那对外来者和原住民，本来是一对青年男女恋爱、结婚、生子的故事，扩展到本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碰撞、殖民与后殖民问题。作家不会像历史学家一样全方位、立体地描写一场巨大的变革，作家更擅长的是“由小见大”，从一扇窄门进到宽广的世界中去。

莎士比亚的影响遍及世界

在“小说家”之外，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都还有另一重身份。古尔纳是非洲文学、殖民文学和后殖民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莫言同时是一位剧作家。如何在两种不同的身份之间切换？

古尔纳表示，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都是他的志向所在，两者间不会难以平衡。在写作学术专著和论文时，他会采用学术化的语言、丰富的支撑材料以及权威的口吻，尽可能做到全面覆盖；而在写小说时他是完全自由的。

莫言也介绍了自己创作戏剧的初衷与心得，他曾三次去往莎翁故居，走遍了那里的大街小巷，还在斯特拉夫堡的街心公园发现了一座牡丹亭。莎士比亚和汤显祖是同时代东西方的伟大戏剧家，《牡丹亭》突破了生与死的界限，情到至深处，“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爱情高于生死，莎士比亚的《罗密欧和朱丽叶》也是如此，可见伟大作家捕捉到了人类情感深处的相通。

“当着余华和苏童的面，我手扶莎士比亚的雕像，说我要用我的余生进行剧本创作，成为一个剧作家，当时这两个家伙只是冷笑，充满了不相信。回来后我就努力写剧本，写了《鳄鱼》，得到了广泛的好评。所以去年，我还按照中国的习惯去莎翁故居还愿。”莫言透露，这两年自己又完成了一部歌剧，一部新的话剧也正在创作中，“这两部剧完成以后，我会找个时间再去莎士比亚故居。”

古尔纳指出，莎士比亚的创作已经融汇进英语的日常用语，他笔下的故事产生的文化影响也遍及全球。“我在写《砾心》这部作品的时候，非常想要了解权力运行的方式。我很想知道那些非常有权力的人，他们在满足自己欲望的时候是怎样运作的。于是我就想到了莎翁的《一报还一报》，其中的主人公就是一个非常有权力的人，所以我想，我可以通过创作《砾心》致敬莎翁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