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尽与重生 □蒯乐昊 《一个燃尽自我的病人》 [英]格雷厄姆·格林 著 傅惟慈 译 文汇出版社 每年诺贝尔文学奖，当我们一次又一次揶揄村上春树总是“陪跑”的时候，别忘了格雷厄姆·格林，一生曾被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了26次！但是，没有获奖！ 倒是也有一些其他奖项给了他一些慰藉，比如耶路撒冷文学奖，美国推理作家协会大师奖，以及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授予的功绩勋章。更别说还有一众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把他视为精神偶像和导师，比如加西亚·马尔克斯、福克纳、奈保尔、库切、威廉·戈尔丁、马里奥·略萨……加西亚·马尔克斯更是格雷厄姆·格林的忠实读者，他说，“虽然他们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我，但也是间接授予了格林。倘若我不曾读过格林的书，我不可能写出任何东西。” 马尔克斯在《番石榴飘香》里写过，有一次马尔克斯和格林一起乘飞机，他问格林，诺贝尔文学奖老是不给他这个奖，这事儿他自己怎么看？格林秒答：“因为他们不认为我是个严肃作家。” 格雷厄姆·格林一生的经历颇为传奇，他曾经在中东、古巴、非洲、越南、墨西哥等地游历，出入战乱之地，他曾在英国军情六处任职，从事间谍工作，长期复杂、高压的生活让他自然而然地倾向于关注灵魂深处的挣扎与救赎。道德、使命，宗教，人究竟为何而活，这些命题贯穿了他的创作，被认为20世纪人类内心意识和焦虑的卓越记录者。 格林写过不少侦探和悬念小说，也有大量文学性极强的严肃作品，他有本事把通俗读物和严肃文学冶于一炉，直到读者完全无法辨认两者的分野。《一个燃尽自我的病人》便是他的严肃小说代表作之一。但悬念依然伴随始终，在刚果一个偏远破败的麻风病院，有一天突然来了一个人，他停留此处，完全是因为他搭乘的船只不再向前走了，他的航行没有目的地，他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就像那种被风吹走的种子一样，风在哪里停下，他便在哪里落脚。没人知道他的来历，他要求在麻风病院谋一份工，随便找点什么事干，学习电疗，或者给患者洗绷带，甚至对自己可能被传染上麻风病也漠不关心，医生不由得怀疑他是身上背着通缉官司的罪犯。但在这世界的尽头，这无关紧要，即便是杀人犯，医生也会收留的，“你可以告诉我，不用怕——告诉这里的任何人都不用怕。你会发现，麻风医院是同外籍雇佣兵团一样安全的。” 这个名叫“奎里”的人，最终还是被当地殖民白人们认出来了，他们发现，这张脸在《时代周报》上出现过，他是“那个奎里”，一个蜚声世界的建筑大师，设计过好几座了不起的大教堂。 作为著名建筑师，他得了一种疾病，燃尽了生活激情的病，在他看来，这种病跟麻风病也没有什么区别，是一种精神上的麻风。他不但对自己曾经热爱的职业失去的兴趣，对家庭和女人失去了兴趣，对宗教也失去了兴趣，曾经他建起的大教堂，在他内心早已坍塌，他也多年不再去望弥撒了。麻风医院听过了他的履历，便提出要让他帮忙建一所新的医院，并派给他一个仆人，一个被治愈了的麻风病人，但是病症已经让他失去了手指和脚趾，这使他工作起来格外笨拙。 在前往麻风医院的轮船客舱里，奎里曾在旅客日记里写下了一句：我感到不舒适，所以我是存在的。这显然是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变体：我痛故我在。 仿佛隐喻一般，在麻风病院，病人被疼痛折磨得彻夜哀嚎，病菌无情地攻击他们的肢体，使之腐烂，然后不得不切除，但当病程到了一定的程度，这种疼痛便消失了。在反思中，奎里道出了现代人的集体症候：自我表达。自我如一根蜡烛，它越是旺盛，就燃烧得越快，最后消耗殆尽，剩下一堆灰末，他虽体格健全，四肢俱在，但很不幸，他就是那个已燃尽的病人。 格林本人患有躁郁症，与家庭生活格格不入，他曾是天主教徒，但后来不再去教会。在庸达和喀麦隆地区，他确实走访过不少麻风病治疗区，这些都成为他写作的来源。“我猜……所有的小说家都有与间谍相似的地方：密切观察，偷听，探索动机，分析性格，为了文学甚至不讲道德。”但要说刺探，《一个燃尽自我的病人》里所包含的刺探，并非指向外部世界，而是深深指向自己。非洲和麻风病人，不过是合适的舞台布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