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远

故事发生在太平洋深处的一座荒岛上。一架飞机坠毁了，一群幸运的男孩活了下来，大的十二三岁，小的不过六七岁。更幸运的是，他们发现正身处一个没有大人管束，完全自由自在的快活境地。然而，海滩上和丛林里无拘无束的野营生活很快失去了吸引力，随着夜幕一次次降临，对莫须有的野兽的恐惧越来越紧地缠绕在孩子们心头。分歧出现了：以拉尔夫为首的几个人，试图建立一套民主合作的规则；以杰克为头目的另一帮，却对猎捕野兽充满原始的热情。事实证明，唯一的野兽隐藏在少年们内心深处。在失去法律和道德约束的绝境中，天性中固有的邪恶、猜忌与冲动逐渐膨胀，少年们陷入相互厮杀之中。最终，两个孩子在同伴们的棍棒与乱石下死于非命，而他们恰恰是其中最具有反思精神的两个——其中一个曾悲伤地问自己：“我们是人类，还是动物？抑或是野蛮人？”另一个的话更加一针见血：“大概野兽就是咱们自己。”

当然，这个故事从来没有真正发生过，它是一位英国南部小城索尔兹伯里（它以神秘的巨石阵闻名世界）一名教师虚构出来的。1951年，威廉·戈尔丁问他的妻子，写一个关于一群少年流落荒岛的故事来描述他们“真实的行为”，这个主意怎么样？

然后，《蝇王》问世了。经历了漫长的沉寂和难堪，在初版30年之后，《蝇王》问鼎诺贝尔文学奖。迄今为止，这本小说已再版至少40次，被翻译成超过30种语言，在全世界发行超过1000万册。

对于英国读者来说，《蝇王》或许有特殊的意义——自从1953年温斯顿·丘吉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英国人翘首盼望这座桂冠再度降临已整整30年。事实上，在丘吉尔《二战回忆录》获奖的翌年，《蝇王》就已经出版，然后这两部作品的旨趣却大异其趣。丘吉尔因为在二战艰苦卓绝的岁月里“捍卫崇高的人的价值”而获奖，同样从战场归来的戈尔丁（他曾在英国海军服役5年，参加过诺曼底登陆）想就战争中的人类暴行发问：奥斯维辛只是一个异常的特例吗？抑或每个人内心深处都藏着纳粹的灵魂？

在《蝇王》中，戈尔丁暗示，答案是后者，他试图通过这本小册子刻画人类内心深处最阴暗的一面。在给出版商的信中，作家写道：“即使我们出生时一身清白，天性也会迫使自己变得满身污臭。”在他看来，“人类天生会制造邪恶，就像蜜蜂天生会酿造蜂蜜一样”。戈尔丁最终借此一举成名，并成功地再一次引发了人们有关人性善恶问题的广泛思考和争论。

18、19世纪，英国一直是盛产“荒岛求生”题材的文学大国，从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到巴兰坦的《珊瑚岛》，再到斯蒂文森的《金银岛》，故事的基调总是积极向上，充满冒险精神和英雄气概，其中的少年主人公也多以团结友爱、勇敢机智、抗强扶弱的面貌出现，每每以维多利亚的乐观进取精神竭力展现善高于恶，善战胜恶的基本价值观。戈尔丁颠覆了这一切，在他的笔下，涉世未深本应“天真无邪”的少年同样无法遏制内心恶的滋长，这只能说明是人类本身出了问题，用他自己的话说，“人类出了毛病，不是某个例外的人，而是（每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我相信人类的情况是一种道德病态的产物”。在戈尔丁之前，没有作家敢于在一本以少儿为主角的文学作品中尝试用如此强烈而直白的现实主义笔法展示人性的“阴暗面”，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说戈尔丁是一位文学家（单以文学性而言，《蝇王》实在乏善可陈），毋宁说是一位寓言家，他向人们传递着这样一个信息：如果人类不能对“天性之恶”予以警觉，不但荒岛不会变成乐园（像珊瑚岛那样），即便也已存在的人间乐园也会沦为荒岛。有评论家说，《蝇王》标志着一个“文化上的突变”，也多少体现了战后一代内心的失望、沮丧和虚无。

不过，进入21世纪，戈尔丁带来的沉重而灰暗的话题，又得到了一些明亮而温暖的回应。出于对戈尔丁“人性本恶”观点的怀疑，荷兰记者鲁特格尔·布雷格曼不满足基于一个虚构故事的结论，尝试着寻找现实版“蝇王的故事”。于是，一个发生在1965年的真实故事逐渐为人所知。6个渴望冒险的男孩被困汤加南部荒无人烟的阿塔岛长达15个月，最终他们凭借分工合作和彼此扶持，等来了偶然经过的渔船。真实世界的荒岛求生是一个关于友谊和忠诚的故事，它让我们明白，如果能够相互依靠，人们可以变得多么强大。

读到这里，想必读者都会明白，人性究竟是善良、积极还是邪恶、消沉，每个人的答案，只能到自己内心去寻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