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 李金珠

父亲是八十一岁那年走的，苏州人习惯按虚岁来记，实际他刚过八十。父亲病了好几年，最后从市里医院回来，已无回天之力，生命的最后一个月，在床上度过，只剩一副骨架子的他无力爬起，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生命之水在他的身上一丝丝地被抽干，就像一盏快耗尽油的灯在微弱地闪烁……

母亲几次在我面前幽幽地提起，看来你爸的时间不多了，“困觉”衣服都准备齐当了，就剩“困觉”帽子还没买好，他一直念叨着要一顶藏青色的帽子，可以戴着走……家乡人忌讳说“死”，用方言“困觉”来替代，这样带着温热的日常说辞让阴暗可怕的死亡少了些痛苦和恐惧。

父亲细长个子，黝黑的长方脸。作为最小的女儿，从我记事起，父亲已不年轻，其实那时父亲也只不过三十七八的样子。过度的劳累使父亲显得比实际年龄苍老了好多，瘦削的背有点弯曲。特别是他的头，据说小时候生了瘌痢，头发所剩无几，只有下端有些稀疏的头发，头顶长年露着黄土色的头皮，中间掺杂着隐隐的疤痕，长年的风吹日晒，已让他的头顶泛着褐色的光泽。据母亲说，我爸的头就是遗传了我奶奶。

与母亲的能干相比，父亲显得笨拙，他不善言辞。父亲属牛，真的是头埋头苦干的老黄牛，用他的力气养活着四个子女，把儿女养大成人直至成家立业，就是他一辈子的事业。在农村，一年四季春耕秋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农活好像永远也干不完。在生产队挣工分的年代，父亲没日没夜地干着最累的农活，拉粪、犁地、撒种子、打糊结（砸土块）、浇化肥、打农药、积肥，还有更重更累的活——开灰潭、挑灰潭（积有机肥），有时一年半载外出劳动，人工开凿的太浦湖、望虞湖里，也流着父亲的汗水。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从来不是一位严父。常听村上的人背后叫他“瘌桂根”，小时候不懂事，有一次秋收时节，父亲忙着抢收稻子，把农田里的一担担稻子挑到自家的砖地上，扁担随着担子的晃动在父亲的肩头发出吱嘎吱嘎的声音，他挑扁担的肩膀处垫着一块毛巾，沉重的稻子压弯了扁担，也压弯了他的腰，只见他光着的黝黑脊背上渗出一颗颗的汗水，头顶上的汗珠在阳光下泛着光。把担子卸下，父亲用肩头的毛巾擦了一把流淌到眼角的汗，吩咐我在稻穗旁看着，别让鸡来啄。到父亲第二趟回来时，已不见我的踪影，我不知跑到哪去玩了，我被他找到后训斥了几句，心里很不服气，跳起小脚和他对垒：“你这个瘌桂根……”父亲举起扁担佯装着要打我，我一溜烟地逃跑了……

父亲不识字，也不会用什么道理来教育孩子，也从来不打我们，生气时也只会嘟嘟囔囔地训斥几句。与母亲的严厉相比，父亲似乎没有什么威慑力，但骂他绰号那样的大不恭也是我唯一的一次。渐渐懂事后，知道村里人叫的这个绰号带着侮辱的意味，要是村上的小伙伴在我面前提我爸的绰号，我必定以牙还牙，叫他父母的大号，或也给他们取个符合特征的绰号，伶牙俐齿的丫头在打口水仗上是不肯吃亏的，或许心中已无意识地要捍卫父亲的尊严。

父亲经常戴着帽子，从春戴到秋，从秋戴到冬，从冬戴到夏。立夏以后，天渐渐热了，父亲轻易不肯摘下帽子，吃饭时汗从帽檐下渗出，常被母亲呵斥。成年以后，我渐渐懂得帽子对于父亲的重要性。我那老实木讷的父亲用帽子装饰着他的外貌，掩饰着他的自卑啊。我常常把暑假旅游带回来的各色帽子保存好，父亲来时就给他一个，蓝色的、白色的、迷彩色的……父亲的头因此而花俏了起来。当有人打趣说你个老头戴着这么时尚的帽子，父亲总呵呵笑道：“小女儿给的。”其中有一顶花格子呢帽子是商场里买的，两百多块钱的价格让母亲嗔怪了好几次，说我浪费钱，但后来每一年的秋冬父亲都戴着那顶时尚的呢帽子，母亲也常常在我面前念叨说“你爸最喜欢这顶帽子了”。那顶帽子陪他到了人生的最后时光，直到他去世。母亲把这顶帽子和他一身喜欢的衣服放在一起，在“五七”祭祀时烧给了他。

父亲的“困觉”帽最终被我买到了，一顶藏青色呢帽。我的心愿是想给父亲买一顶高贵的帽子，维护他最后一次的尊严。有一次学校组织老师去南京培训，晚上同行的老师们都在衣服柜台流连忘返，而我只寻帽子的柜台，连着去了几个商场也没找到合适的，后来又去苏州的石路国际商场找，商场走道上有一个帽子专柜，但大多是年轻的时尚款。大商场买不到，再去小商品批发市场，结果还是没有藏青色的帽子，最后只能在淘宝上买了个普通的藏青色帽子。我知道我再也没机会给他买帽子了，当最后一次看着寿衣层层包裹着的父亲缩小了的身子、头上那顶已显得宽大的藏青色帽子时，我的泪像决堤似的流下来。

今天，我终于鼓起勇气写下这些文字，我在天堂的父亲，不知会不会责怪我，女儿又一次揭开了您的短，就像四十多年前的那一次。

想起父亲的帽子，想起我的父亲，我的泪又流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