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乐昊

作为一本回忆录，艺术大师马克·夏加尔的《我的生活》可真是写得太早了，这本书成于1922年，那一年，夏加尔才35岁，甚至有可能才33岁。关于夏加尔的年龄，历来存有争议，出生记录显示，他于1887年出生于白俄罗斯的犹太文化古城维捷布斯克。夏加尔曾说过，“我父亲明显有些偏爱我的大弟弟，在我的出生证上把我的年龄多填了两岁。”因此许多专家认为，他的真实出生年份应为1889年。但是，他在自传中写到的他出生时的那场火灾，应该发生在1887年。

虽然出生年份成为永久的悬案，但毋庸置疑，夏加尔在写作自己的自传时，依然是个年轻人，这份回忆也因此显得格外不同，它不是生命垂暮之年恬淡的喃喃自语，相反，它充满激情。战争、饥饿、绘画事业的起落和荒诞的政治斗争，都让这位年轻人感到困惑和愤怒。夏加尔活了九十六岁，见证了家乡经历的各个历史阶段：沙皇统治时期、一战、苏维埃时期，他也曾居留巴黎、柏林和纽约等地，并在世界各地短期旅行。十月革命爆发的时候，他在彼得堡；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他在法国，为了躲避排犹风潮，他逃往南方，接着又逃到西班牙和葡萄牙，最后流亡美国。

《我的生活》只写了他生命前三分之一的内容，当时他已经举办了生平第一场个人画展，那也成为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但时代风雨飘摇，一天晚上，夏加尔独自出门的时候，在市中心近距离目睹了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反犹的武装分子甚至把夏加尔团团围住，他连忙否认自己是犹太人，才得以在枪声中逃生。夏加尔的岳母家被反复抄家，只因为他们有钱。夏加尔在艺术学校教书，培养了几十名不错的画家，但最后被勒令二十四小时滚出学校。也是在写完这本书的同一年，夏加尔发现他八年前寄存在柏林画商瓦尔德那里的一百五十多幅绘画作品统统消失了。

夏加尔痛恨沙皇政府，因为他们对犹太人实行了压制性的政策；他对苏维埃政权也满腹狐疑，因为各级组织都对艺术漠不关心；他对画商心有余悸，因为他的许多作品都在他们手中莫名其妙地失踪了；他跟当时的许多艺术大师惺惺相惜，但又格格不入，时常感受到自己是一个陌异的多余之人。当他在回忆中写下“我渴望再次见到你们，B……，C……，P……，我累了。”的时候，没人知道这几个字母到底指的是他在欧洲的老朋友：“布拉克、桑德拉尔、毕加索”，还是他惦记的欧洲城市：“柏林、科隆、巴黎”。

“我写下这些字句，它们的意义如同一幅绘画。假如在我的绘画中有一个口袋，我兴许会把它们全都塞在那里头……或者，它们可能会粘在我的一个人物的背上，或者，在我壁画上那个音乐家的裤子上？”夏加尔的语言风格颇似他的绘画：奇幻、漂浮、情绪化，以视觉构建叙事而非逻辑，现实退居其后，如梦境般的主观感受被置于前景。请体会这样的句子，当他写到他的出生时：

“首先跃入我眼帘中的，是一个澡盆。简简单单，四四方方，半凹陷，半椭圆。一个集市上常见的澡盆。一坐进去，我就把它全填满了。……但是，首先的一点是，我生下来就是死婴。我不想活。请想象一个不想活下去的白色小球。仿佛他腻烦透了夏加尔的绘画。他们用别针刺他，他们把他浸到水桶里。最终，他好不容易发出了一记轻微的哭叫声。从根本上说，我是一个死婴。”

为了让《我的生活》这本书更“夏加尔化”，他甚至专门去巴黎跟斯特拉克学习了蚀刻版画技艺，除了帮自己的回忆录制作插图，他还为果戈理的《死魂灵》和拉封丹的《寓言诗》乃至《圣经》设计了版画插图。

20世纪的艺术版图纷繁夺目，各种艺术流派走马灯似的轮番登场：后期印象派、野兽派、立体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夏加尔在这些流派中独自穿行，却始终保留着自己的特色。在他眼里，所有的流派不过是一种形式上的包裹，原始艺术已经实现了技术的完美，而一茬一茬的现代人，玩弄着风格化，乐此不疲地钻入其中。夏加尔拒绝这样的游戏，在他三十出头不得不逃离祖国的时候，他已经在自传里预言了自己的成功。“欧洲会爱上我，跟它一起爱上我的，还有我的俄罗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