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兴 白珂琦

电影院无疑是镇上最热闹的地方。它在一条涧河边，小小的桑园桥成了大街通向影院的葫芦嘴。当一抹亮红的余晖铺满镇子西边的山巅，人们就涌上桥，又涌下来，在影院门口散开，像被吞进去又被吐出来。

桥边人家摆起小摊。瓜子、花生、兰花豆，用报纸裁小块，折成三角状包裹。茶叶蛋、煮花生，在煤炉上香气腾腾，一群人像被牵了鼻绳的牛，自觉围了上去。老人摇着蒲扇慢慢踱过来，侧身避让追逐打闹的孩子，在调皮的小脑瓜上拍上一扇。青年男女有的成对，有的成群，看似都精心装扮过，大摆裙，喇叭裤，刘海儿卷得高高的。

70年代，或许只有看电影最吸引人了。晚饭后，跟母亲走水巷，过大街，再被人挤人的桑园桥吐到影院前。母亲手里拎张小板凳，那是给我垫高用的，惹得后排观众一直嘀咕。母亲叮嘱我，腰弯一点，不能遮住后面的人。

电影院大概有两三个篮球场那么大。倾斜的坡度，一排排可以翻动的座椅，由高至低，向着舞台微微成弧形。随着音乐响起，后墙上方的窗口投出一道光柱，银幕出现天安门闪光的片头。大家不再讲话，但嘴巴并没闲着，吃零食的声音好像在与电影对白抢戏一样。

天气燥热，食物香味和人的体味汗味，慢慢在影院里发酵。虽有十几架吊扇呼呼转动，无奈两侧大门紧闭，气味根本散不出去。但大家好像感觉不到，不时发出一阵哄笑，或一片唏嘘。

散场后，踩着厚厚一层壳皮渣子，慢慢挪出去，前胸贴后背，一不留神就踩掉了人家的鞋。要出去很远到三岔路口，人群才散开。这一段路，可热闹了，大家七嘴八舌发表观感。

有次跟父亲去看电影，这是极为难得的一次，是工作狂父亲食言了很多次，终于在我领回三好学生奖状后兑现的一次承诺。我清楚地记得那晚的电影是《731部队》，散场后大家一边挨挨挤挤挪动小步，一边痛骂。一个镇上的居民，相互熟悉，场面热烈而温暖。父亲的手搭在我的肩膀上，半搂着我。有多久没跟父亲靠得如此近了？我心里暖暖的，抬头看了看父亲，他一脸凝重，摸了摸我的头，“落后就要挨打，你可要好好学习啊。”父亲的声音不高，迅速淹没在周围的嘈杂中，却如此清晰地刻在了我幼小的心灵里。

在外婆家，看电影也是件大事。如果哪天放映队伍进村了，那可不得了，这天等同过年。最兴奋的，莫过于我们这些孩子，胡乱塞几口晚饭，扛上长凳去占位置。这个时候，太阳红红地挂在西天半空，还没落山呢。村东的老槐树下，板凳影子斜斜地铺了一地。不过，我们可不想坐板凳，猴子似的上了树。坐稳身子，扒开风中晃动的叶子，在缝隙间寻找光亮。

镇上的孩子虽然体会不到这种野生的欢脱，但也有着另一种乐趣。那就是学校包场看电影。放的多数是战争片。当看到解放军牺牲，影院里就响起一片抽泣。当看到敌人被俘虏或击毙，场内立即响起掌声欢呼声，就差离开座位奔走相告了。

学校举行联欢活动，电影院就成了大礼堂。四年级时，我参加“六一”文艺汇演，表演一段歌舞剧，讲的是爱美的蝴蝶姐姐与辛劳的蜜蜂妹妹的故事。没有专用服装，老师就让我们穿紧身毛线衣裤，披纱巾当翅膀，用彩色硬板纸剪成蝴蝶蜜蜂的形状，戴在头上。接着抹胭脂、涂口红，我和蜜蜂妹妹一直噘着嘴巴，有口水就吸溜一下，生怕一碰就把口红弄没了。表演结束后，这点红是万万不可擦掉的，回家频频照镜子，感觉自己从来没这么体面过。直到被母亲催着睡觉，拖到脸盆前强行洗掉。这是我第一次登上影院舞台，第一次成了被观众看的人。音乐响起，我笨拙地展开翅膀，露出僵硬笑容，在老师的催促下跳向舞台中央。那难忘的一刻，在我年少时光里抹下了绚丽的一笔。

如今，学校有了功能齐全的大礼堂，有活动再也不用去电影院了。看电影呢，手机下单，软座空调，方便而舒适。但不知怎么的，总感觉失去了那个年代特有的心境。再也不会因为有张晚场电影票，一整天都在盼望夜幕降临了吧？

现在，小镇旧建筑已拆得所剩无几，幸好老影院还在。它像一位守着故土的老人，衰弱沧桑，却倔强笃定，依旧默然伫坐在那里。夕阳西下时，我站在它面前，与它四目相对，彼此熟识，满含深情。

它身上那一抹亮红余晖，与那年父母牵着我的手走近它的时候，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