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平

还应该注意到，传记中有些重要的史料，既是研究文治先生艺术的重要资料，更可以印证江苏国画在新中国的发展轨迹，特别是“新金陵画派”的产生和发展。对包括“大跃进”在内的题材如何看待？艺术界和社会上有着很大争议，作者并没有回避，而是通过认真辨析，认为既要看到当时党和政府对国画艺术的重视，给中国画史续上新篇章，也要看到当时某些“乌托邦”式的作品，离艺术越来越远了。我们对国画家在激情、夹缝和困惑中创作的一些作品要加以珍惜，认真研究、发掘其中蕴含的文化艺术因素和历史史料的价值。书中还引用文治先生在深圳的一次座谈会的发言，对当年“大跃进”进行了反思。对以往研究的空缺，如他的中小学美术教育的思想、他的课徒观点等，也做了考察与归纳，都具有珍贵的研究价值。

书中对文治先生革新名作《山川巨变》的阐述，从1959年的《三门峡》到1960年的《山川巨变》，他的创作历程，所存数量及去向等，都做了细致的考察，更记录了赞扬与批评两方面的声音，增强了学术探讨的成分。作者经过梳理考证，对文治先生进入画院以后的“异军突起”做了细致的描述。从作品的影响、组织的认定和社会评价诸方面，认证早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文治先生的山水画已经具有了全国性的影响。

从文治先生的学艺、交游，引出众多同时代的艺术圈的精英、名流，不多的笔墨，却让人感到可亲、可敬、个性鲜明。其中包括他的老师张石园、吴湖帆，亦师亦友的陆俨少，还有朱屺瞻、刘海粟、谢稚柳、陈佩秋、唐云、钱瘦铁、来楚生、徐邦达、吴白匋、许麟庐、黄永玉、黄苗子等，都与文治先生有着不同寻常的友谊与交往。

书中披露了他与这些艺术家的交往细节与书信内容，殊为珍贵和难得。尤其是与亚明先生长期共事的肝胆相照、休戚与共的友谊；与陆俨少先生师友情谊中发生的故事，已经超越世俗的认知。在写到参观杜甫草堂时，自然切入：“他对杜甫的认识来自陆俨少。”因论及俨少先生的名作《杜甫诗意百开册》，兼及文治先生得之于陆老的《杜陵诗意册》，这样的联想与串联，让一个单纯的事件，丰富有趣起来。这部《杜陵诗意册》， 40年前我曾向文治先生借临过，阅到此处自然生出了亲切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