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百家书，成一家言”，是中国历代知识人的毕生目标，但对于刘东的过去三十年来说，“译百家书”可能是更为贴切的表述。
作为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化热”中的积极分子，刘东1988年开创了国内规模最大、延续最久的学术译丛“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后来又拓展了“人文与社会译丛”“西方日本研究”“西方韩国研究”“同一颗星球”书系等，是凤凰当之无愧的“第一号作者”。
2020年，刘东由清华国学院调任浙大，执掌中西书院，现为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敦和讲席教授、中西书院院长。
首期“凤凰作者面对面”，凤凰传媒总编辑徐海对话刘东。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陈曦
你的认同多大，你的人格就有多大
今年5月，占地500平方米的中西书屋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开业，成为浙大的一处文化新地标。书屋的选书标准，以前沿人文社科学术图书为主。每月的书单选择，都倾注了刘东和中西书院学者们的智慧。
刘东特别希望将这里打造成一个持久而稳定的知识库，让同学们在知识的融通中得到淬炼和提升，犹如“金之在熔”。
读书、译书、写书、编书，数十年如一日地向出版社推荐好书，现在又调动各界资源开办了中国最大规模的校园书店，周围人都很好奇，年近七旬的刘东为何总是如此的精力旺盛。
刘东说，他生于1955年，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有幸投入到当时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去。无论在“读书无用论”的社会舆论中，还是因“出身不好”而不得不辍学去干又苦又累的翻砂工之时，抑或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经济至上的社会氛围中，他只要能“独自猫在什么地方，随着性子打开书本”，就一定是乐不可支、兴奋不已的。
在没有多少书可读的年代，刘东在梅林写的《马克思传》里，读到李卜克内西回忆马克思的一句话，“他（马克思）的思想犹如升火待发的军舰，随时准备驶入任何思想的海洋”，羡慕得不得了，这也成了他心向往之的目标，在日后不断地要求自己去读更多的书。
“读了以后要去写作，要去思考，要去发表，要去讲给别人听。”也正是这些超常的苦功，使得刘东读书不再只满足于一己之兴趣，而更有意无意地晕染成一种公共的读书氛围，并且以出版带动大学学科领域的发展。比如，先出版了蔚为壮观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而后才在此基础上有了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国际汉学”的专业方向。
与同辈学人相比，刘东是相对独立且自由的，他从未申请过任何科研项目，一头扎进并不被学院评价体系重视的翻译事业中，为中国知识界放眼看世界，打开了一扇又一扇窗口。
也正是这样不为功利所驱使的执着，给刘东带来另一个意外的收获——编书所得成了他生存的一个辅助手段，使他从经济上解放自己，进而也能更自由随性地发展自己的领域与性情。
正如刘东在接受访谈时所说，“为国家社稷而贪功”才是自己坚持编书的根本动力。“在读书的过程中，慢慢地，你的性格就改了，你不再是为自己读书了。你的认同有多大，你的人格就有多大，你从那里汲取的力量就有多大。当你的个人认同扩张到儒家八条目所说的‘治国平天下’，很多事情就有所为有所不为了。”而那些单为名利的编书行为，注定是短视又短命的，也是绝对不可能“熬成传统”的。
最提倡国学的人，反而可能最了解西方
刘东本科就读于南大哲学系，西方哲学研究是他学术生涯的起点。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刘东创办并主持了中国学界两套规模最大的译丛——“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和“人文与社会译丛”，还担任了十数种中外期刊的编委，为桥接中西文化奔劳呐喊。2009年与陈来协力复建清华国学院之后，刘东的思想重心似乎发生了偏移，从更关注跨文化的对话转为更加立足本文明的立场。
“我是什么时候开始由西向东，以至于有了这样的知识基础，敢于到清华执掌国学院的呢？”
1985年，已是南大教师的刘东，看到中国社科院招收博士生的公告，当时的“思想界第一人”李泽厚先生招收中国美学史方向的博士生，便考入社科院，追随李泽厚读博。
虽然是招中国美学史的学生，考的却是经史子集，还有西方美学史。刘东本来在南大就是教西方美学史的，就想借这个机会拓宽一下。在此期间，刘东专注于宋代美学研究，“李老师想把研究方向都压到唐宋去。他们前边有一个国家‘六五’计划，已经写了《中国美学史》的先秦卷和两汉魏晋卷，我就只好接着做宋代研究。”
宋代由于印刷术的进步，书多得不得了，同学们都戏称研究宋史是“送死”，刘东天天沉浸在古籍中间，写成博士论文《审美文化的兴盛与失落——以中国宋代为案例》，“其实写得不够好”，知识却由此拓宽了一倍。也是在做博士论文期间，刘东接触到海外中国研究方面的书，觉得海外学者的中国研究，为他打开了又一扇窗。
刘东说，他不是“国学热”的参与者，他对于学问一直是“恒温”的。“学贯中西”一直是他们这代学人崇仰的目标。
1990年博士毕业后，刘东留在社科院外文所工作十年，后调入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比较文学研究本来就是要求学贯中西的”，直到后来调任清华国学院。
对于刘东而言，弘扬国学和促进中西交流不仅是两项并行不悖的文化事业，也是在新的时代真正复兴传统的必经之路。在他眼里，西学与国学并不矛盾，正相反，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最提倡国学的人，反而可能是最了解西方的”。清华国学院的学问，恰恰是在中西学术的碰撞之上产生的。
“当年清华国学院里的五大导师，不仅国学水平一流，也擅西学。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均从哈佛学成归国。王国维从未到过西方，却是第一个硬用西文去啃西学的中国人。梁启超只通晓日文，但在不断复述信息的办报过程中，逐渐获得了对于西方社会的广泛通识。”刘东说，“他们最通西学，所以不像当时其他院校里边对西学无限崇拜。”
成立于2020年9月的浙江大学中西书院有点像另外一个国学院。只是听名字就知道，它更强调中西学术的打通。用官网上的说法，这是一个“立足本土、放眼世界”的复合型人文社科学术研究平台。目前受聘的导师有刘东、梁治平和刘迎胜，都是各自领域的权威学者。刘东兼任书院院长。
刘东援引雅斯贝尔斯提出的著名观点，认为公元前5世纪左右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在中国生活着孔子和老子，印度生活着佛陀，在希腊则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以至于直到今天，无非是几种文明在对话。“两个最相似且最能够互补的文明，就是中国和希腊。”
在中西书屋会客厅的墙上，刘东挂了一幅字“中西会饮”，致敬柏拉图的《会饮篇》。刘东认为自己现在所做的，就是让孔子和苏格拉底对话。
“地区研究”代表了一大套方法
近年来，“地区研究”在很多大学正蓄势待发，甚至有如火如荼之势。
2017年，清华大学率先成立“国际与地区研究院”，理事会成员由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薛澜、时任清华国学院副院长刘东担任，理事长、副理事长则由校党委书记、校长兼任。
刘东的加入，与他几十年不遗余力地译介海外的地区研究成果密不可分。
继“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之后，2012年，刘东在江苏人民出版社主编了“西方日本研究丛书”，又于2024年推出“西方韩国研究丛书”，由此构成了有关中、日、韩的“东亚研究”。加上交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东研究”和“拉美研究”，至此，海外地区研究中最为重要的三支，已由刘东全面移译出版。
随着“地区研究”成功晋级“一级学科”，国内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纷纷加入地区研究的学科建设，其中很多是从国别史“现改”过来的，“一个小语种的人，突然就改称自己是地区研究者了”，在刘东看来，这样的研究由于缺乏相应的学术资源、知识厚度与论证质量，很难“登堂入室”地获得广泛的认可。
“‘地区’二字代表了一大套的方法。它是把所有懂这一行的各个专业的专家集中在一起，如美国的费正清中心、赖肖尔中心，从而立体地讨论出这一个地区的原貌。”在刘东看来，国内像清华大学那样财力雄厚，可以把学生派往世界各地，派到德黑兰、利雅得、新德里、圣保罗、埃及这些“热点地区”去做一篇博士论文的，着实不多。
刘东指出，地区研究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在大洋彼岸蓬勃开展，主要是受到了“二战”尤其是冷战的刺激，由此激发了美国想要“认识全球”的动力。
作为一种舶来的学术，“地区研究”在国内兴起的现实背景，则是基于中国自身国力的不断增强，我们正谋求“世界性存在”。
“中国不再仅仅是被动地卷入全球化之中，而是主动地参与到全球化的进程中。”
刘东认为，地区研究本质上是指向“他者”的研究，因此就不能满足于地方性知识的获得，而应该向“世界性眼光”伸展，但又不能丢失“中国立场”。因此，它既要借鉴所有可能的舶来成果，又只能富于批判意识地拣选着吸收。
兼具中国特色与全球关怀的地区研究，应装配起“三根主轴”：本土的历史经验与文化价值；在地的语言训练与田野调查；与国际“地区研究”的即时对话。
这“三根主轴”缺一不可。比如，为了获得进行“文明对话”的能力，就还需要作为另一根主轴的“本土意识”。一旦缺少了对于本国文化的了解与认同，就无法建立起自身的文化主体性，甚至“很快就被人家俘虏了”。“因此，地区研究里边，很重要的一支是国学。”
刘东
现任浙江大学敦和讲席教授、中西书院院长。作为当代最具独立精神的学界“动手派”，刘东教授以毕生之力为再造传统、桥接中西文化而奔劳呐喊，发表了《天边有一块乌云：儒学与存在主义》《长问西东》《我们共通的理性》等三十余部专著或译著，主编“人文与社会译丛”“海外中国研究丛书”“艺术与社会译丛”等，创办了《中国学术》杂志，蜚声国内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