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伟

粉丝（fans）文化是一个新的舶来词，在中国产生了广泛影响。1992年，青年学者亨利·詹金斯以“文本盗猎者”的称呼，给予这个亚文化群体以正面积极的意义。“粉丝”仿佛让那些狂热追星族，变成一群争夺文化权力的民间斗士，抵抗消费社会权力控制的文化游牧猎人，从而扭转了同人文化在人们心中“盗版、抄袭”的恶名。《文本盗猎者》这本书一再被翻版，翻译成各国文字，成为传播学和文化研究的经典著作。

这本书中，作者考察“粉丝”的词源学早期含义，指出它最早指“热心的教众”，后来被认定是热衷于秘密仪式的人。消费文化兴起，“粉丝”就成了对某种文化产品或明星，抱有“过度热情”的人群。粉丝被视为疯子或崇拜错误对象的狂热者，他们的兴趣不同于正常人的文化体验，他们的精神状态也危险地远离现实。欧美早期电影，都将“粉丝”刻画为离群索居，心理及社交不成熟的人。然而，詹金斯笔下，粉丝不是这样的，他们拒绝大学教授和文学专家喋喋不休的阐释，对资本构建的消费秩序表示怀疑，挑战“资本版权制度”，试图更多强调自我解读、评价和创造的权利。更有甚者，他们“洗劫”大众文化，从中攫取可用资源，在此基础上二度创作，在积极挪用之中，将小说、电视电影、游戏都变成丰富复杂的参与性文化行为，以表现自我情感和思想。

作者动用文化研究和传播学相关理论，甚至饶有兴致地对女性“八卦”行为进行研究。詹金斯相信，“八卦”作为女性话语力量，正在于它能让抽象事物具象化，让公共关心的话题转为个人切身相关的事。他认为，生活之中，有四种“八卦”形式，家常谈话，即交换日常家庭生活实用信息；丑闻，即有关道德冲突和困境的判断性问题；牢骚，即表达愤怒和挫折感；闲聊，即相互自我表达，开启亲密的人际交往。建立在“八卦”基础上，同人文学、粉丝文化才开始孵化。最初是女性，后来扩展到更大人群，大家愿意对别人的事投入感情，并和自我的体验相联系。

詹金斯对于“粉丝”的态度，也颇值得玩味。他不是以一个单纯学者身份，而是以粉丝加学者的双重身份展开写作，这也让他的书写，既有学者理论思辨性，又生动有趣，对粉丝有着很深共情。他列举很多生动具体的案例，分析《星际迷航》《布雷克七人组》《异形帝国》《侠胆雄狮》等电视剧粉丝的再创作行为和社群生态，以民族志研究方法为主考察粉丝社群，关注其社会机制、文化实践，讨论大众媒体、消费主义和观众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他对粉丝作者的改写方式，有着很准确的把握，即背景重设、扩展文本、重聚焦、道德重置、类型转换、混合同人、人物错置、个人化处理、情感强化，以及情色化选择等。

以詹金斯的方法论，观察今天中国的粉丝文化，是非常有趣的。我们对粉丝的初步印象，大概是很多年前，“超级女声”等选秀类综艺推出的草根大众明星，带来的青少年狂热行为。很多杀马特造型男女青年，对明星的崇拜和模仿，已开始超越早期港台明星带来的追星族，进而形成独特的“粉丝文化”。新世纪以来的网络文学，也造就了一大批同人小说，这些小说，不仅涵盖玄幻、穿越、校园、军事、悬疑、言情、武侠等诸多题材，甚至其同人因素，还形成小说亚类型，比如，无限流开山之作《无限恐怖》就写了楚轩、郑吒等人在《生化危机》《异形》《神鬼传奇》等欧美经典影视中穿越的惊险故事，很多人物和故事人设，都来自那些影视作品。更引人注目的是，2015年，金庸愤然将江南的《此间的少年》告上法庭，这本校园小说充斥着杨过、萧峰等金庸小说人设。2023年，金庸先生虽已去世，但终审结果，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对该“同人作品案”作出判决，判令被诉侵权作品《此间的少年》作者立即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并登报声明消除影响，赔偿经济损失168万元及为制止侵权行为的合理开支20万元。

这无疑也提醒我们，粉丝文化的边界到底在哪里？抄袭和热爱，究竟要如何区分？欧美的同人文化，很少用于谋利，其作品大多数用于粉丝之间的互相取悦。西方版权意识的清晰，也让出版方非常谨慎。中国同人粉丝文化，还刚刚起步，对詹金斯的反思也非常必要。虽然詹金斯展现了当代粉丝文化积极面，但对其消极影响，显然估计不足。“文本盗猎”行为，本身也是消费社会文化危机的表现，如果得不到管控，依然会沦为资本工具，会导致资本对故事资源的剽窃，在资本衍生中破坏原创文化的文化土壤，形成仿造快感，剽窃创意的氛围。这都是应该引起我们深切反思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