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乐昊

唐诗、宋词、元曲、明传奇、清小说……一个时代与一种文艺样式紧密联系在一起，可能恰恰说明了一切艺术样式都有其生命周期，说是时代特征也好，时代局限性也罢，长盛不衰的艺术终归罕见。

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在东宫时，每每听闻父亲在国外又打了胜仗，内心就要犯愁，生怕全世界都给他老子征服完了，自己将来英雄无用武之地，空有一身本领却无处施展。“紧跟着伟大的诗歌创作时代而起来的诗人准有类似的感想。”钱钟书在他的《宋诗选注》序言里这样写道。

唐代是中国古典诗歌的全盛乃至巅峰，紧随其后的宋人难免有黔驴技穷之感，北宋王安石说：世间好语言，已被老杜道尽。世间俗语言，已被乐天道尽。——雅的俗的，都被唐人玩明白了，宋人再怎么使劲，也都是唐人玩剩下的，徒呼奈何。

“诗歌的世界无边无际，不过，前人占领的疆域愈广，继承者要开拓版图，就得配备更大的人力物力，出征得愈加辽远，否则他至多是个守成之主，不能算光大前业之君。所以，前代诗歌的造诣不但是传给后人的产业，而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向后人挑衅，挑他们来比赛，试试他们能不能后来居上、打破纪录，或者异曲同工、别开生面。假如后人没出息，接受不了这种挑衅，那么这笔遗产很容易贻祸子孙，养成了贪吃懒做的膏粱纨绔。有唐诗做榜样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钱钟书作《宋诗选注》，倒像是在稗子中选精谷，矮子里头拔将军。

请注意，他选注的不是宋词，而是宋诗，是宋人在唐人光环之下的阴影，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部分，钱钟书一方面承认宋诗的局限，但另一方面，他依然在暗处看到星火之辉。

正因为此，选注宋诗工作量颇为浩繁。选注唐诗则要便利得多，有一本《全唐诗》作为一代诗歌总汇存在那里，后人要选一滴水，只需前往这一池水中舀取。宋代诗歌不存在这样的总汇，选注者得翻阅大量诗集、选集、类书、方志，四处搜罗，才能得宋代诗歌的总貌。

来看看钱钟书精心甄选的名单吧：一方面，宋代诗歌固然绕不开欧阳修、苏轼、秦观、陆游、杨万里、王安石这样的大家，他们在诗歌之外也同样有大量词作传世，但另一方面，钱钟书的名单里也囊括了许多诗名并不显扬的诗人，比如柳开、陶弼、晁端友、徐俯、韩驹、李纲……有些人只凭孤零零一首诗入选。钱老承认，文学史历来不够公道，在一切诗选里，都是小家占便宜，那些总共只保存下来几首诗的小家更是便宜占尽，因为他们一生统共只有这么一点好东西，一股脑儿陈列在橱窗里，令读者悠然神往，殊不知这点儿样品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

另一种尴尬景况，是有些宋代大作家大诗人，因为词名大炽，反倒被人忽略了其诗。比如晏殊，以善于写词著称，甚少有人知道他也是极其高产的诗人。他的门生曾说，“晏相国，今世之工为诗者也。末年见编集者乃过万篇，唐人以来所未有。”如果这些学生没有夸张，那晏殊的诗歌作品量要超过“六十年间万首诗”的陆游。可惜晏殊的词名太显赫，他作的诗反而被忽略了，这一万多篇诗都散失没有流传，直到清代才有人辑补一二，钱钟书的《宋诗选注》里也只收录了一首。

同样只收录了一首诗的，还有宋代大词人柳永。柳永传世词甚多，按宋人评价，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间的太平景象，全在柳永词中。柳词香艳糜费，多是些莺莺燕燕的“花间词”。但他一生仅留下两三首诗，却完全是另一副面目。比如钱钟书收录的这首《煮海歌》，写就了盐民的痛苦：……船载肩擎未遑歇，投入巨灶炎炎热；晨烧暮烁堆积高，才得波涛变成雪。自从潴卤至飞霜，无非假贷充糇粮；秤入官中充微值，一缗往往十缗偿。周而复始无休息，官租未了私租逼；驱妻逐子课工程，虽作人形俱菜色……

长期混迹温柔乡的风流浪子柳永，原来亦可以是严肃、悲悯和反讽的，这首长诗不但接续着唐诗光辉，更接续着汉乐府以来的人文主义传统。如果不是钱钟书的选注，我们会忽略宋诗，忽略文化气脉的延续性：虽每数百年必历大变，仍有坚韧内核隐隐地伏线千里，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