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远

1751年，英国画家威廉·霍加斯创作了系列版画《残忍的四个阶段》，描绘了虚构人物汤姆·尼禄从小到大残忍人生的四个场景。其中第一幅展示了幼年尼禄与他一帮狐朋狗友当街虐待猫狗鸽兔等宠物的情形，小动物们的哀嚎也引发不了恶童们内心的恻隐。第二幅则描写了长大成人的马车夫尼禄殴打老马的情形，童年出于取乐的残忍此时已经变成一种发泄。在西方文明史上，这样以暴虐动物而取乐例子不在少数。从古罗马的大型斗兽表演，到近代欧洲贵族围猎狐狸，平民阶层斗熊、斗狗、斗鸡、斗牛，从宫廷到校园，从街头到酒馆，残酷伤害动物曾经是老少咸宜的欢笑来源。时过境迁，今天倘若有人还胆敢当众施虐，得到的一定是怒火与叱责。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动物对人类的情感价值和生活意义——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在我的“社会学概论”课堂上，每次讲到“家庭”这一章，总有不少同学主动把宠物算作“家庭核心成员”。

看到这样的变化，你是不是为人类的道德进步欢欣鼓舞？且慢！倘若再做些深入的观察和思考，也许会发现许多令人扫兴的事实。比如，许多人饲养宠物，但在内心深处却只是把它们看成解闷或者炫耀的玩具，却很难认识到，再小的动物，也是一个独立、完整的生命，其间的种种细节，跟人类的生命一样复杂，有快乐有痛苦。再比如，即使那些声称不喜欢动物，主动与动物隔离的人，生活中也处处有动物的影子和碎片——为了满足人们“吃动物”的需求，现代养殖、屠宰与加工、烹饪肉类的产业规模之庞大，常令人瞠目结舌（中国人一年要消耗7—8亿头猪，近百亿只鸡）。我们当然不必，也不可能主张人人茹素，或者像弘一法师那样，在就寝前还要抖一抖竹床，以免伤害缝隙间的虫豸，但却很有必要思考一下，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动物、对待动物？这不是什么云淡风轻的“小确幸”，而是人类面临的深刻的道德问题。就像昆德拉说的那样，“真正的人性之善，只有在它的承受者毫无力量的情况下才能尽其纯粹、尽其自由地展现出来。人类真正的道德考验，就在于怎样对待这些命运完全由人类来摆布的生命：动物。”

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关怀，最近这些年，关心动物伦理的学者和著作不断涌现。不久前，著名学者钱永祥教授将其在“看理想”平台所做的系列节目讲稿结集为《人性的镜子：动物伦理14讲》，他从人类面对动物时的基本心理模式谈起，对人类与动物关系的历史变迁做了一番鸟瞰，继而挖掘人类中心主义的根源，追溯了动物伦理学的起源，介绍了当代动物伦理的几种主要理论，展望了动物伦理在改善社会整体价值观方面的意义，是一本简明扼要、深入浅出的佳作。

钱教授的反思，是从人类与动物关系的一个历史悖论开始的。在人类演化的进程中，动物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可以说是人类文明关键的构成部分，但几千年来，在人类的道德地图上，始终看不见动物的踪影。在钱教授看来，这样的怪事源于“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偏见。一方面，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动物，因此要拉近与动物的距离，发展出紧密的共存关系；另一方面，人类又认为自己是万物之灵，其地位是高于动物的，有权利从自己的角度想象和界定动物，根据自己的需要支配和使用动物。这样的立场和观念，不是自古而然，而是逐渐演化成型的。在狩猎采集的时代，动物与人彼此处于平等的竞争关系，动物并不听命于人，反而常常成为人类尊敬、模仿乃至崇拜的对象（比如许多部落会把某种动物视为自己的祖先）。进入农业社会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人类逐渐开辟山林，整治河川，驯化动物，动物失去了独立性，成为供人类使用的资源。可以说，农业人正是人类中心主义最早的，也是天生的实践者。

在钱教授看来，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认识论，我们固然不可能摆脱从人类的眼光去看待世界的基本立场，但“其中所表现的自大与狂妄，不能不令我们有所警惕”。对动物来说，人类中心主义带来了铺天盖地的浩劫，狗被称为“人类最好的朋友”，但上万年来，为了配合人类的需求和审美，我们控制甚至改变了狗的习性、行为、身形和生理结构。至于猪、牛、鸡之类的经济动物，更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大宗牺牲品。

作为一本偏于理论思考的作品，《人性的镜子》无法给出解决问题的直接方案，但至少可以让读者们明白，我们对待动物的方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自己的道德容貌，我们可以对着镜子，修补自己道德人格上的残缺和虚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