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乐昊

威廉·斯泰伦写下《文学先父》这篇文章的时候，他指的是马克·吐温，但当威廉·斯泰伦的这一批自选随笔以《文学先父》之名结集出版的时候，“文学先父”似乎也隐喻了斯泰伦本人在美国文坛的地位。

立足美国这个历史不到300年的国家，谈“文学先父”似乎要容易得多。马克·吐温比斯泰伦早了约100年，但他们所面临的生活背景与重大议题并没有本质的不同，以至于斯泰伦在追忆这位文学先父的时候，他不断发现自己与马克·吐温的内在联系，并为这种巧合而感到惊奇：他们教养经历类似，都背负着阴沉沉的种族主义负担，作为白人男孩，他们的心灵都曾留下过奴隶制的烙印。马克·吐温的家族曾经是奴隶主，到了斯泰伦的年代，情况早已有所不同，但斯泰伦的祖母也曾拥有奴隶。斯泰伦与黑人孩童之间的紧张关系，依然带着马克·吐温时代的影子。

“所有的黑人都是我们的朋友，而且我们与那些同龄者实际上还是同志，”马克·吐温在自传里这样写道，“我们是同志，然而又不是同志；肤色和身份在我们之间插入一条双方都能意识到的微妙的线，从而使彻底的融合变得不可能。”跟马克·吐温一样，斯泰伦后来选择住在“北方佬”中间，他们分别写出了与奴隶制有关的书，《哈克贝里·芬历险记》和《纳特·特纳的自白》，无论是马克吐温还是斯泰伦，都因为奴隶制的书取得了巨大成功，赢得了声名与读者，因为他们本质上讲述了相似的东西，而那东西便是美国最为深刻的困窘：种族的痛苦。

作为二战之后美国文坛最重要的作家，威廉·斯泰伦身上的“南方属性”是一望可知的，他描写黑奴反叛的小说《纳特·特纳的自白》，为他赢得了普利策小说奖和美国艺术文学院颁发的豪威尔斯奖。《苏菲的选择》更是获得美国全国图书奖，改编电影亦获得当年的奥斯卡大奖，被认为是“西方小说史上里程碑作品”，斯泰伦把苏菲这一非犹太女性角色，放置于奥斯维辛集中营大屠杀的中心，正是希望超越种族与国别，写出战争给全人类带来的普遍灾难——历史、道德、悲剧性的激情，是理解斯泰伦乃至其书写中“美国性”的关键，美式自由背后是束缚的隐痛，是“粗野者和清教徒的抱怨”。

经历了艾森豪威尔时代的“笨拙岁月”后，斯泰伦成为肯尼迪总统的座上宾，他受邀参加白宫社交聚会，在那里见识了总是手持哈瓦那雪茄的约翰·肯尼迪和他光彩照人的妻子杰姬，那是一场向诺贝尔奖获得者表达敬意的国宴，施莱辛格、古德温、塞林格，正在声名鹊起的黑人作家詹姆斯·鲍德温统统在被招待之列，所有人都陶醉在甜香槟和雪茄的香气里。“人们也许会认为，安排这场诺贝尔晚宴的目的就是为了制造这个芬芳四溢的高潮，我只有在巴黎的饭店里才吸进过如此令人愉悦的香气。”过于陶醉的斯泰伦一屁股躺进现场的摇椅里摇个不停，完全没有意识到那是肯尼迪的专座，总统因为背部功能失常，只能坐在那样的摇椅中。

他与肯尼迪的再一次会面，是在总统的豪华观光游艇上，那是一个乌云密布的八月天，他们进行了一场漂浮在海面上的颠簸午宴。交谈很快从马萨诸塞州的政治到南方腹地愈发紧张的种族局势，再到发生在密西西比州的暴力事件，斯泰伦趁机向总统普及了自己的小说《纳特·特纳的自白》，他告诉肯尼迪，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弗吉尼亚奴隶起义的领袖，肯尼迪马上有了警觉，他要求知道关于暴力的更多信息，斯泰伦发现肯尼迪沉浸在种族问题的苦恼中，而他此前对奴隶制并不了解。

交谈过程中，总统发给斯泰伦一支哈瓦那雪茄，作家没有舍得抽，他趁肯尼迪不注意，把珍贵的雪茄偷偷藏进了口袋里。——当时美国已经对古巴实施了禁运，雪茄当然在禁运之列，禁运令便是由这位嗜好哈瓦那雪茄的总统本人亲自下达的。

在那一刻，斯泰伦产生了某种奇特的悲哀感，他意识到，肯尼迪与卡斯特罗，两位政治家其实有着相似的气质。

他没有悲哀太久，那一年年底，肯尼迪遇刺，在达拉斯死去。作为纪念，斯泰伦抽掉了那支私藏的雪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