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北园

房子是一个隐喻，在物理的庇佑之所和精神的牢笼束缚之间，撕扯不休。这种撕扯，在漫长的时期里，只发生在女性身上。《牡丹亭》里，老学究陈最良一心要教给贵族小姐杜丽娘的，是如何做个“宜室宜家”的女性。在中世纪的欧洲，男人们在外征战，女人枯守家中，她们企图以灵媒的方式突围困境，却成为被围猎的“女巫”。一条以法规、文字和观念拧成的绳索，牢牢地束缚着女性。

“女人想要写小说，她就必须有钱，还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时代，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禁区已经被突破，绳索正在脱落，那虽然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可一旦开始就不会停止。伍尔夫的宣言在某种程度上引领后来无数的追随者，西蒙·波伏娃、朱莉亚·克里斯蒂娃、安妮·艾尔诺、德博拉·利维……当然还有玛格丽特·杜拉斯，尽管她们并不乐意被动地将自己归属于同一个社会学名词的阵营里，但对“房子”的强烈需求，却是一致的。

少女时代的波伏娃，因为家庭经济状况变坏，不得不和父母、妹妹搬离原先的大房子，她对逼仄的新居很不满意：“一下了床，就没有一个属于我的角落……永远无法独处，这让我不堪忍受。”那个急切渴望拥有独立空间的女孩，仅十岁出头，还是个小学生。英国女作家德博拉·利维，也渴求有一个独立的空间，她在《自己的房子》一书中引用法国思想家加斯东·巴什拉的话，“若要我列举房子的最大优点，我会说，房子庇护白日梦，她保护梦想家，让人能安心做梦。”写下这句话时，她已经六十岁，离异，有两个孩子，其中一个已经读大学，而她也刚从家务之中解放出来，得以去不同的国家旅行、居住和写作。

“房子”也是法国知名导演米歇尔·波尔特艺术灵感的来源，她以伍尔芙、杜拉斯、埃尔诺的居所为拍摄对象，形成了女作家的“房子”系列。不言而喻，房子是女作家们身体的容器，也是思想的容器。波尔特拍摄杜拉斯的时间是在1975年左右，节目于1976年5月在法国电视一台(TF1)播放。此后，波尔特将两期节目以对话形式编写成书，于是就有了这本《在欲望之所写作》。6万字，薄薄的一册，非常直观、明晰地呈现了杜拉斯的女性观，或者说她以写作、电影、房子和女性为中介，构建起来的世界观。

“欲望之所”有实实在在的物质存在——杜拉斯的乡间别墅和海边寓所。前者购于1956年，位于巴黎以西约四十公里处的诺弗勒堡。后者即著名的黑岩公寓，购于1963年，位于海边小镇特鲁维尔，适宜夏季消暑。但事实上，杜拉斯一生中居住时间最久的住所，是巴黎圣伯努瓦街5号的公寓房。

无论如何，诺弗勒堡的房子是特别的，这是她购买的第一栋房子。在那之前，整个童年时期，随着父母工作的变动，她不停地跟着搬家。七岁那年，父亲去世后，她更加处于一种不安定的状态，直到25岁结婚，才租住了比较稳定的公寓。然后，在42岁这年，终于用稿费购买了自己中意的诺弗勒堡别墅。

杜拉斯在诺弗勒堡居所阅读、写作，她将虚构人物请进这座真实的房子，和她们一起生活，互相了解，直到一个个带着现实影子的人物以崭新的面貌重生。

作为在经济和精神上都完全独立的女性，房子对杜拉斯而言，显然不具有传统意义上的束缚作用。她知道女人们在漫长的时期被困于房子，而男人们驰骋于外。但这样的传统，在她那里被赋予颠覆性的意义，她说：“我，我在这栋房子里，和这个花园一起，而相比之下，男人们永远都没有一个住处、一个居所。”

1972年，杜拉斯还在诺弗勒堡居所，完成了电影《娜塔丽·格朗热》从构思、脚本撰写到拍摄的全过程。这部作品在杜拉斯的创作之路上被认为是里程碑式的，它跳出了杜拉斯一直热衷的个人领域，开始关注社会问题。房子的隐喻被杜拉斯一再提起，但她本人已经完全跳脱其外。

波尔特拍摄诺弗勒堡时，杜拉斯61岁。在杜拉斯的时间轴上，以这次访谈为原点，向前追溯十六年，正是《广岛之恋》写成之时；向后延伸九年，则是《情人》写成之时，‌这部作品在1985年被介绍到中国，‌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杜拉斯另一部为中国读者所熟知的作品，是1991年完成的《中国北方的情人》。在这些各种欲望交织的作品里，所有的男性都是配角，那个在房间里向外注视的女人杜拉斯，是唯一的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