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郁
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上，除了两次世界战争无法颁奖，很少有例外和推迟，所以当得知2018年的诺奖要推迟一年颁发时，我们都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实就是，因为瑞典文学院曝出一桩丑闻，导致了十八名院士中，有五名院士辞职，加上原来的两名空缺，投票人数不足，只能推迟到2019年颁发。2019年的诺奖得主是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2018年的得主是波兰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
严格来说，丑闻并不是发生在瑞典文学院内部，但是与其中一位院士卡塔琳娜·弗罗斯滕松有关，因为丑闻的主角是她的丈夫让·克洛德·阿尔诺。在2017年11月21日，瑞典记者玛蒂尔达·福斯·古斯塔夫松在瑞典最大的报纸《每日新闻报》上刊发了长篇报道，揭露了阿尔诺多年利用自己独特的身份性侵了多名女性，报道中选取了十八位女性的证词——这个数字正好对应了瑞典文学院的十八位院士，报刊封面也选取了摄影师拍摄的十八位女性的照片——大多数都是匿名状态。
几年后，古斯塔夫松在报道的基础上写了本书，中文版叫《诺贝尔文学奖消失之日》，直译的话应该叫《俱乐部：一项调查》。所谓“俱乐部”，也就是中文版中所谓的“论坛”，指的是弗罗斯滕松和阿尔诺夫妻在1989年租下的一个地下室，此后几十年间，他们夫妇两人将这个地下室打造成瑞典最具先锋和文化气息的公共场所。论坛的主理人表面上只有阿尔诺，但是在这里，有诺奖得主朗诵过自己的文章，有著名演员表演过戏剧，有世界顶级音乐家的演奏会，有艺术家的各种展览。对任何文艺青年来说，能参加论坛中的艺术演出，成为其中的一分子，都是至关重要的。更何况，阿尔诺的背后，是弗罗斯滕松，她的背后是瑞典文学院，这一切都跟每年十月份的诺贝尔文学奖有关。
瑞典文学院是诺奖委员会委托负责提名和颁发诺奖的权威机构，文学院共有十八名院士，终身制，也就是说，除非院士去世，或者主动辞职，否则不会有新人加入，而新人加入也需要院士提名，国王批准才能通过。由于诺奖的提名和保密协议，也加深了人们对瑞典文学院神秘之处的认识。
论坛之所以重要大概就是，瑞典文学院太神秘了，普通人无法接触到，而“论坛”大概就是能够接近这个神秘组织最好的方式，人们都知道院士们会出现在地下室，那些获得诺奖的作家也会来地下室参加活动。尤其是在诺奖的庆祝活动中，瑞典文学院经常会使用“论坛”进行社交活动，这就意味着出现在论坛中的都是世界上最有名的作家。对那些文艺青年来说，能参加这样的活动，能接触到这样的人，就是一种巨大的荣耀。阿尔诺深知其中的道理，他营造了一种他代表了瑞典文学院与普通读者沟通的渠道的假象，开始利用这种无形的权力，对很多女性进行了羞辱性的行为。在调查报告当中，古斯塔夫松还提到了，除了众多性侵和骚扰事件，“论坛”还涉及腐败问题，以及诺奖泄密问题。
在书中，古斯塔夫松列举了很多采访的受害者的证词，几乎每一篇都让人难以阅读下去。但是当越来越多证词出现之后，他周围的那些人开始为他开脱，认为他无足轻重，他不具备任何魅力，他只是一个玩笑。而他的妻子则认为这是针对她和瑞典文学院的一场阴谋。性侵的背后是一个对文化的侵犯，对瑞典文学院的冒犯，对诺奖的羞辱。阿尔诺具有两面性，正如古斯塔夫松在书中总结的，“对于年轻、没有地位的人来说，他仿佛是一个权力核心。而在他的成功人士一类的朋友眼中，他则是一个脆弱而无害的人……一直都是自由和美好生活的象征”。对阿尔诺的不同态度，也导致瑞典文学院内部的分裂，几位院士有的辞职，有的离席，投票人数不足，只能推延颁发2018年的诺奖。
这场关于诺奖的丑闻最终以阿尔诺因为强奸罪受审入狱，被判两年零六个月监禁，2020年已经获得假释。他的妻子弗罗斯滕松也放弃了自己在瑞典文学院的席位，但条件是让她继续保有文学院名下的公寓，还获得每月将近1.3万瑞典克朗的终身津贴，以继续维持自己诗人的事业。要知道，对于这对夫妇来说，一桩丑闻是打不倒他们的。
■好书试读
从上层皇室及“六大家族”，到“中间阶层”的士大夫，再到普通臣民如张序宁，无不受到儒家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支配。这就是建初四年后汉呈现出的礼教中国的治理结构，也是前汉被新朝改造、过滤后所诞生的“新汉朝”或“第二汉朝”气象，有人用一串形容词盛赞这段时期——“成熟、优美、和平、稳健、繁荣”。 处于至尊地位的汉章帝，是后汉第一个真正儒化的皇帝。王夫之说：“东汉之衰自章帝始，人莫之察也。”这是把历史事件的前后顺序当成了因果关系。刘炟已经对他面临的问题进行了回应和解决。在古代，一个帝王能够较为准确地理解过去并面对现实，就已经是帝王里的佼佼者了。只是他的后继者未必有他的命运。建初四年是一个好年份，后汉在前期就拥有了一套比较稳定的治理结构。这一年越是好，就越能衬托出多年以后的混乱不堪。
——《三国前夜：士大夫政治与东汉皇权的崩解》
张向荣 上海人民出版社
“你听好了，维托尔德，”她说，“你对我一无所知，所以我来告诉你吧。最基本的一点是，我已经结婚了，不是无牵无挂的人，我有丈夫，有孩子，有家，有朋友，有各种责任要承担，有情感责任，有社会责任，有现实责任。我的生活里容不下这种精神出轨。你说你脑海里一直装着我的身影。挺好。可是我脑海里并没有装着你的身影。谁的身影我都没装。我不是那种人。你访问了巴塞罗那，举行了钢琴独奏会，我们都很喜欢；然后我们又一起吃了一顿晚饭，事情就这么简单。你走进了我的生活，又走出了我的生活。完了。我们俩，你和我，没有未来。很抱歉说得这么直白，但事实就是这样。现在，我觉得我们应该往回走了，时间不早了。”
——《波兰人》
[南非] J.M.库切 浙江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