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 吴晓平

做了20年方言节目主持人，我觉得最难的就是如何将方言落实在纸上。

记得刚主持《听我韶韶》栏目时，一帮南京的大学教授，组团来与我商榷，“韶”字是否写错了，应作“絮”字。理由是他们曾经请教过冰心先生，“絮絮叨叨”在方言里就应该读作“Sao”。这帮教授咄咄逼人，说他们都是老南京，对方言十分热爱，对错误不能忍受，那意思如果不把栏目名字换了，马上就要声讨我们。我与他们激烈辩论了两天，一是学术问题不可以名头压人，冰心究竟说没说过这话，现在已经无从考证。就算冰心说过，也不应以她为准，因为她也不是南京人，并不了解南京方言；二是方言落实在纸上，如果没有一个准确表义且发音吻合时，就应遵从前人文字，比如《红楼梦》《儒林外史》，都是用南京方言写的，多次出现“韶叨”；三是南京方言卷舌，“师”“斯”不分，“韶”就读“Sao”。“如果我真按你们意思改了，”我笑着说，“每天听我絮絮地播报，恐怕不仅南京人听不懂，外地人也听不明白，以为我絮絮地哄娃儿撒尿哩！”

方言虽生动形象，但因生自民间，常夹杂脏话。记得当年我在报纸上开了一个栏目《南京万象》，有南京街头巷尾正发生的新闻，也有陈芝麻烂谷子的坊间旧事，顺便还介绍些地名掌故、方言俚语。一天，大家议论南京方言“二胡”的来历，我顺手写了一篇小稿：《二胡卵子》，意在告诉大家，这句南京方言最初的形成，和“一米多高”等词一样，原来是句街巷俚语，上不得台面的。只是语言在交流的过程中，有一种社交自净功能，将不干净的尾缀去掉了。没想到，第二天上班，同事们见了我，一个个捂着嘴笑，特别是有的女同事，干脆推开我办公室的门，冷不丁喊一声：“二胡卵子！”然后咯咯笑着跑开了。一时间，我在报社多了个外号：“二胡”——哪个叫你作茧自缚的呢？于是，我干脆写了个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金陵二胡》，每日在报上连载，这下看你们如何说我！

其实语言就是人类沟通工具，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有一段时间，南京话在网上引来争议。当时收视率甚高的“湖南卫视”特地请我去做一档节目，无非是让我这个南京方言节目的主持人当反面形象。面对现场许多专家学者，我毫无惧色，据理力争，从中华有文字记载的两千多年文明史说起，南京话曾经是全国官方规定的普通话，雄踞千年，给中华文明带来一抹亮色。就连泱泱唐诗宋词，它们的韵脚也是根据以南京话为基础的《切韵》规范的，怎么可以说南京话“脏”呢？著名主持人汪涵是个好小伙儿，觉得我讲得有道理，现场临时和导演沟通，将一档原来准备批评南京话的负面节目，改成了正面宣传南京话在历史上地位的文史节目。节目播出后，反响极好，导演亲自打电话给我，说在全国同档节目中，收视率名列前茅，并希望今后跟我再合作。

回到开头的话题，方言生动、形象，如何落实到纸上，让那些不懂你方言的人也看明白，的确是个技术活儿。早年朋友送了我一本南京方言字典，我仔细读了，发现有些字恐怕也不能使用。比如南京人喜欢说的一句“Zhuai味儿”，字典上说，其实就是“转”字。可是我觉得，如果真用转字，恐怕不但外地人看不懂，南京人也糊涂。南京有几家饭店，用的就是“拽”字，音近，形象，意思也大概明白，起码南京人读到这块招牌，都会心一笑，这就可以了。早年做节目时，有一个南京老观众叫我猜，“Luocher”是个什么东西？虽然我在老门东生活60多年，还真没听过这个词儿。那个观众也拿翘，不告诉我答案，让我直接去城南一家卖布的市场去问问。我去了，果然一开口，所有店家都知道，“Luocher”就是窗帘。但怎么写？这些老南京一个不晓得，大眼瞪小眼，说反正祖上的祖上，就是这么说下来的。我回家扯着窗帘比画半天，突然想明白了，应该就是“摞绸儿”——南京方言动词丰富，将柔软的东西理一理，就叫摞，比如捋头发，说成摞头发；窗帘收起来，会说成摞起来。过去大户人家窗帘都用一些金贵面料，绸子当然是最佳选择，所以窗帘就叫摞绸儿。其次，老南京说话喜欢儿化音，北京话的儿化音还是老南京传过去的，这个窗帘叫“摞绸儿”，也就顺理成章了。

认识一帮早年在赛虹桥做生意发达的老板，都是道地老南京。这帮家伙敢想敢干，就是缺少文化，签协议，做担保，文字上吃过不少亏。方言亦是，说说容易，写下来难。